私：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遇到一些困难，会不会马上又转向另一个层面？
高：那大概很容易变成传统社会主义的拥趸。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据称北大学生的女孩子写的，说她现在成了毛主义者。她觉得社会、自己的国家、世界都不好，穷人毫无地位和尊严，但一想到毛时代就泪流满面。确实，眼下两极分化是十分严重，无权无钱者看不到希望，对她来说现在的生活是处处碰壁，没有激动人心的理想，而可以想象到的未来也不美好，不是做房奴就是车奴，所以未来没有任何光亮。北大这位女学生的看法颇有代表性，她的看法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许多年来，在巨资投入的“主旋律”影视中，经过艺术加工的“红色岁月”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几乎具备一切真善美的元素，而且整个贯穿50—70年代，某些可称为历史教训的时期，或被隐去、淡化，或者干脆美化之，久而久之就成为许多人评判现实的一把尺子，于是两极对应：一边是“平等与无私”的1950—1970代，另一边是在当下现实生活中感同身受的“权力—市场原则”，这样一对比下来，怎么叫她不怀念50—70年代？所以说，只要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改变的步伐与人们的期望值落差较大，人们就会留恋过去的年代。
私：在“改善”的过程中，国家是否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高：你说得完全对。现在我们的国力是今非昔比了，50—80年代那种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财力雄厚了。国家这些年来已拿出许多钱做改善民生的实事，现在还在继续做，因为国家的责任就是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学学过去的“老大哥”俄罗斯，这个国家转轨已快二十年，可是还保留了不少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福利，民众都享受免费医疗，城市交通费用、水电取暖费用都很低廉。我们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福利只是面对城市人口，而对数亿农民，国家是顾不过来的。那个时期，国家底子薄，我们还要勒紧裤带大力支持世界革命，对国内的老百姓照顾太少，现在国家有钱了，可以回过头来补做。总之，应让各阶层民众都看到希望，否则社会上的戾气太重，对营造和谐社会的氛围是非常不利的。
私：对20—30年代的民族主义狂潮，并最终促成1949年建政，你怎么看？
高：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当时的民族主义是有正当性的，中国民族主义主要是由外患引起的。事实上，中国在1928年已经开始逐渐改革，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努力。虽然外界压力那么大，日本人还在不断侵略，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当时都被迫转移去了西部偏远地区，国民党方可以相对集中精力在中心地区搞经济建设。1937年前，国内的经济和交通等都有长足的发展。有记载说，当时的首都南京到处都在建设，很有些蒸蒸日上的景象，民族主义的高涨主要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而引起。
据张学良回忆，孙文在1925年临终前曾见张学良，提醒东北青年一定要记住赤、白两种帝国主义，他讲的“白”，主要是日本，“赤”指的是苏联。“赤、白帝国主义”是20年代初“国家主义派”最先提出的，孙文居然在私底下也接受了这个概念，在大力联俄的同时对俄国抱有警惕，这说明孙先生在政治上的老练。果然不出孙先生所料，十年后苏联把中东路卖给了日本和“满州国”，苏联还把它的军队和影响力渗透到新疆，军事占领了外蒙古，1944年还把中国的唐努乌梁海的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强行割走，让中国吃了不少闷亏。只是当年国人还认不清苏联对华两面政策的本质，在一大堆意识形态话语下放松了警惕，这是我们的深刻教训。蒋介石希望拉住苏联对付日本，但他对苏联在中国周边的扩张行为一直保有警觉，1934年中国驻苏公使馆的外交官戈公振—他本人还是著名的报学研究者，是翻译家戈宝权的叔叔—戈公振在给国内的报告里汇报了他到苏联中亚地区考察时看到苏联正在加紧修筑通向中苏边境伊犁的公路，戈还言及“归化军”的动向，并说留在中亚的东北军中不少人思想激烈，“强邻进逼随时有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南京中央建议，全力改善陕甘交通，早与新省恢复商务，“经济上有联系，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专家和师范生入新服务，奖励新省优秀子弟赴京沪求学，以启民智”，等等。蒋阅读后批示，“最可注意者为二：俄人筑路，俄拟遣送入新之义勇军，而驻俄各馆均无报告，非其知识不足，即办事不敏，益感新边各馆改组之迫切”。蒋电行政院长汪精卫：“戈报告均关重要，望妥为规划实行。”
如果日本不是那么穷凶极恶，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形成那样一种高涨的局面。1937年是一个分水岭。此前中日交流还比较多，1928年后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了日本左翼文化的影响。即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批国民党在日进修的爱国军官愤然回国，但还有不少人一直留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来，郭沫若就是这时回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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