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这个模式是学来的吗？
高：应该说是中共独创的，甚至超越了苏联。苏联搞过“余粮征集制”，也搞过集体农庄，但都是用高压手段强制农民的，都不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前给农民以好处，和农民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历了抗战，中共基本从苏式变成了中式，实现了中共真正的起死回生。
就是抗战时期，共产党跟中国的农村开始了真正的结合。我指的并不是30年代江西苏区的结合，江西苏区时期还是一般化的、表面性的结合，它虽然有社会改革的内容，但还没来得及推行。在严重的战争情况下，许多措施都是竭泽而渔。那时如果征粮征兵任务没有完成，是要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杀头的。这一套在战争期间很有效。
而在抗战时期，宣传方面也出现了新文字（我说的不是汉字拉丁化，那是失败的，我说的是汉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新文学，赵树理写的《小二黑结婚》令人耳目一新。中共开始从社会底层、从草根获得了生命力。那个时候，不少外国人把中共看成一个农民党，甚至不少农民出身的党员也认为中共是一个农民党，这是1949年，甚至50年代中期前，很多党员对党的性质的“模糊认识”。只是这个“农民党”的上层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大字不识的农民，更不是骄奢淫逸的农民领袖，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层，是有理论，有想法，有战略、策略，懂文化的精英。这样一个领导层，将中共重新组装以后，目标非常明确，要夺权—当然这是它一贯的目标，并不始于抗战时期—这保证了它的成功。
此外，共产党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平等主义。共产主义来到中国后，早期是共产无政府主义。清末学者刘师培就曾将共产主义解释成一种平等理论，强调平等，而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平等。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
私：第三次内战的成败，跟中共的情报工作很有关系。除了向苏联学习的一套外，可能中国这片土壤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厚道，不总是严防、警惕他人，这也提供了空间。此外是不是组织工作也很关键？
高：正如你说的，中国的人际关系很独特，国民党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世俗化的政党，列宁主义色彩不太浓厚，只要称兄道弟，混进去就很容易，经常是报纸上登个招生、招聘启事，就接受一批人。而中共是高度严密的组织，特别是它情报部门的上层，进出非常严格、规范。事实上，这也是吸取了30年代的失败经验。1937年前，除了钱壮飞那些个别例子外，中共的情报工作基本是不成功的。抗战以后，中共将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捆绑在一起，这才迅速打开局面。
私：领袖的个人品质能够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和民族？
高：现在的历史学比较“政治正确”的观点是，一般不强调个人品质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作用，而是强调那些在意识、运动中更重要的方面，比如经济的作用或是一个思潮的作用，如此这样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机械论之，因为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是会对历史的前进方向发生重要作用的。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是“机制”比“人”更重要，这话不错，可是“机制”也是人创设的，在创设这些机制的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某些历史人物各种复杂的人性考虑，有的或许与“个人品质”无关，有的则不能排除这种干系。就以斯大林为例，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发生固然有各种复杂的背景，但是设想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是布哈林，这个被列宁称为“全党都爱戴的人”，他会搞“大清洗”吗？或者我们暂且同意苏联3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存在一个“历史的逻辑演进的规律”，即搞“大清洗”不可避免，可是布哈林会把“大清洗”搞得那么极端吗？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最后，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经常会体现在历史进程中某种突发性和偶然性上，而我们在考察历史进程时，的确不能排除偶然性对历史变迁的重大影响。
至于偶然性的背后，有没有品质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它有一定影响，但起到更多作用的，是时局、国际环境、思潮、经济变动、底层意愿等因素。比如蒋介石，虽然他在日记里脾气火爆，经常辱骂别人，但现实中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客气的。再如毛泽东，到了晚年他比较率性而为，但在延安初期他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就不能随心所欲。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曾违心捧过斯大林。
私：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行使集权时为什么有相当的不同？
高：这跟国共两党的信条有关。毛泽东向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进一步阐释者和发挥者。蒋介石却不是，他从来没有阐释过“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就是超越法律、直接诉诸暴力。列宁也讲过，革命不是带着白手套进行的。其实1949年前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读过列宁的东西，而列宁是真正把马克思理论现实化的人。所以知识分子光看《资本论》是不够的，那只能变成经济学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讲过无产阶级有两把刀，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他是深知这个东西的，且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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