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个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曾是中国最高统治者，他在很多方面刚愎自用，甚至是暴力主义的。特别是在30年代，放纵戴笠做了很多坏事，杀史量才、杨杏佛等。1949年以后在台湾也搞白色恐怖，杀了几千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是个道学家、宋明理学的信奉者。
私：为什么要学历史？
高：人们都说，学历史可以鉴往知今，增进人类智慧，这都不错。而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私人爱好。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有些人就喜爱读历史书，我就是其中之一。
私：请推荐一本最近在看的新书。
高：最近在看台湾学者齐邦媛写的《巨流河》，虽是个人回忆录，我却把它当作历史书来读。这本书展现了20世纪中国史的多重面向，特别是50年代前的大陆部分，尤其震撼人心。该书有血有泪，感人至深，是良史，也是美文，更充溢着一股民族浩然正气，其价值远超过一般的叙述同一时代的历史书。
* * *
* 本文刊登于《私家历史》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4月。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研究现代史上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蒋介石是绕不开的，蒋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战乱不已，蒋究竟以何种思想应对局势，其成败得失如何，颇值得研究。
一般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包含以下两条基本要义：
一、对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
二、对民族传统基本价值的坚持。
今天来议论蒋的民族主义，也以这两条来做为评判的依据。
一、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
二、他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涉及政治、文化与种族。
在几十年间，作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20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蒋说：
《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1]
他进而认为，大之救国救民，小之个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这些就可以了。
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2]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八岁时读大学中庸，九岁读毕四子之书。在十八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三十八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四十八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3]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随手翻翻稿本，这类言论不胜枚举：1934年5月22日，蒋记：“立国之本在于修身，建国之方在于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也。”[4]
蒋毕竟是政治人物，不是学问家，他要解决面临的问题。站在他的角度，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两大问题：
外患是日本；
“内患”—蒋认为是共产党。
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对日本：
1932年5月，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5]
对中共：
“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6]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结合历史事实来评价，先说外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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