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所处的时代，列强环视中国，最主要的是面对日本侵华、苏俄压力，英美对华也是各有企图。蒋自知中国为弱国，青年时代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提出对中国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日、俄、英，应特别关注西藏、满蒙。
1928年，“济南惨案”，蒋采取“不抵抗主义”，“忍辱负重”，给他留下深重的耻辱。1931年，“攘外必先安内”，但时时受到日本巨大的压力，蒋在安内攘外时期，压抑不住强烈的反日爱国立场。1934年5月20日，他在南昌飞机场就任航委会委员长的训词：“外国人是人，我们亦复是人，为什么我们有飞机、有海军、有陆军，而不能抵御人家，而人家飞机可以随便飞到中国领空内抛炸弹，他们的兵舰也可以随便开到我们的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陆军要进占我们什么地方就进占什么地方，简直不当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当作中国人是一个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人家予取予求，生杀予夺。”[7]
蒋所说的欺负中国的外国，就是日本。
1933年5月14日，蒋记曰：“闻古北口新门岭死伤之大，为之魂惊魄悸，悲愤填膺，恨不能离赣北上，亲赴前线，与共生死也。”[8]
他在给陈济棠的电报中，提醒陈注意日本在华南的侵略和挑衅，蒋说，日本“用高压手段一举逼我屈服。最低限度，必欲消除我全国反抗之气焰，除陆续调兵增援，压迫关内，企图占领黄河流域，扶植反国民党之新政权，以资为傀儡外，全国中如武汉、广东、福建为反日论之已达最高潮者，其随时寻衅示威自在意中。”[9]
1934年5月3日，济南惨案六周年，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日此时乃六年前余在济南被倭寇压迫包围身受国耻之初也。今尚何如？可不自勉自强乎？又曰：当誓洗涤此耻。此耻一日不洗，则此心一日不能忘。”[10]
1934年5月19日，蒋见了一日本人，记曰：“倭人之卑劣行动，令人无不生厌，西人称，倭人男子皆有侦探特性，妇人皆带妓女特性。至今益征其言不诬也。”[11]可见他对日本的愤恨有多么强烈。
1934年10月，蒋提出：“中小学教育，应在各中小课程中激励学生之民族意识。”[12]
1934年10月10日，蒋记曰：“身为统帅，而不能报复国仇，何以对此国庆日，何以对先烈与国父在天之灵也。”[13]
1934年10月15日，蒋在西安演讲：“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的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可能，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14]
对苏联：蒋对苏在中国的扩张抱有警惕心，但希望拉苏牵制日本。
对苏，蒋曾一度判断失误，1933年5月15日记：“苏俄对日，因五年计划关系，有让步意，惟出让中东路尚无实现可能。”[15]
给陈济棠电云：“倭寇乘欧美列强忙于对付德国，自救经济之恐慌，苏俄复忍辱逼战，专心完成起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能亦不敢干涉远东问题之时机。”[16]
但是随着苏日为出售中东路加紧联系，蒋对苏的态度有重要变化，在其日记中，把倭俄一提并论，常思量对“倭俄策略”。
1943年，苏侵新疆阿拉山口，蒋抗议，后苏收敛在新疆的扩张，压蒋在外蒙问题上让步。
战后蒋对苏犯的一大错误，是为了表明对美友谊而拒绝访苏，而失去了与斯大林博弈的机会。
对英美：联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国权益，蒋有时在内部还大骂英帝国主义。蒋在1951年骂英，他说：中国人所恶者乃英人在亚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黄人耳。[17]他还说，英对中华民国国民革命的力量特别仇视。[18]同时担心美牺牲中国，私下对美有尖锐的批评，批美辱华，侵华权益。1951年7月26日日记中记：美国以美援要挟，要蒋的军、经做不合理的紧缩，“悲愤忧伤，竟至夜梦泣醒，此种污辱刺激实为近年来未有之现象”。[19]蒋并大骂美驻台顾问团欲谋台之军、财统治权，是新殖民主义，有“控制黄种之狂妄野心”。[20]
总结起来：在远东和亚洲，蒋完全不起主导作用或主要作用，对几个大国，无能为力，受制于列强，只能因势利导，尽量保卫中国的权宜。
对内部，蒋用“新传统”整合中国，所谓“新传统”，就是大量吸取传统价值和元素，对三民主义进行新解释，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标。
一、以国民党为中心，走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三阶段道路，其实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政权类似于凯末尔式的民族主义政权，但蒋在文化方面非常传统，较凯末尔保守。蒋是软弱的独裁者，所以社会仍保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二、蒋也建立了新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管理机构，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陆时代，初步网罗技术官僚，在抗战中动员民众，举国一致），更有其失败之处（任用亲信和亲戚，忽视社会基层改革，没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洁政府等）。
蒋的悖论：
对军阀，国民党是新的，故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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