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党，国民党是旧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在30年代被儒学化，蒋说的那一套，过于空疏，绝难对付共产党，思想制高点被中共占领。
对社会：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识分子，自由派游离在外，左派另有旗帜。
对普罗大众、对社会底层，没有关怀，没有改革措施，就是空话。他在1934年10月说道：湖北“匪区”收复后，“要办集团农场，试行最新耕作及管理方法”，[21]可谓言不及义。
这里还要讲一讲蒋的民族观：
五族共和，此“族”或为种族，也是民族，故有汉、满、蒙、回、藏。
坚持省治：绥远、新疆、西康、青海。
不设省治的，归蒙藏委员会，由行政院辖，笼络上层人士，警惕英帝国主义，但力不能逮，对于边疆地区，采安抚政策，尽量优容宽厚。
对小民族不关心，不尊重，蒋在日记骂龙云是未开化的猡猡。
对新疆：1943年前，国民政府力量不能进入新疆。但蒋也多有关怀，1934年5月31日，电告新疆建设厅长：“新省僻处西陲，频经劫难，建设落后，民生凋敝，甚盼开辟交通，促进生产，实事求是，努力以赴。则以新疆蕴藏之富，固不难数年之间，蔚为殷阜耳，以增厚国力，充实边疆。”[22]
1934年，中国驻苏公使馆官员戈公振在中亚考察，给国内电报，汇报中苏边界苏方境内赶修通往伊犁的道路，还言及归化军的动向，并说留在中亚的东北军中不少思想激烈，“强邻进逼随时有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中央建议，全力改善陕甘交通，早与新疆恢复商务，“经济上有联系，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专家和师范生入新服务，奖励新省优秀子弟赴京沪求学，以启民智”等等。蒋阅读后批示：“最可注意者为二：俄人筑路，俄拟遣送入新之义勇军，而驻俄各馆均无报告，非其知识不足，即办事不敏，益感新边各馆改组之迫切。蒋电汪院长，戈报告均关重要，望妥为规划实行。”[23]
苏德战争后，蒋开始考虑解决新疆问题：一、派吴忠信考察西北；二、1942年，派其两子去大西北考察三个月，也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探路；三、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当时都没有对外宣传。
1943年盛世才归顺重庆后，中央军入疆，把新疆从苏联势力中解脱出来。
中央办过训练班，培训民族青年，也是笼络上层的路线。
对外蒙和西藏，蒋有所坚持，但也有判断上的严重失误。1934年5月6日，蒋在日记中曰：“对满蒙藏于此十年内为其自治试验之期，如于此期间，果能自强自治，不为外族所侵占压迫，则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属中华民国，而其人民意志则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24]
自治的前提：不为外族侵占压迫。此应指外国帝国主义。
蒋还致电何键：“请再代购左文襄全集，须大字木刻装有木箱者”，乃是“为研究边疆问题之资”。[25]
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是这么写的：“关于外蒙独立与西藏自治二事，乃为我党革命与我国盛衰最大问题之一，按照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国际之现状及利害种种而论，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余应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与扶植西藏自治”之决定。
在蒋的观念中，西藏自治就等于西藏独立，因此，8月18日他告诉国府参政议员“对西藏亦要扶持其独立”，使与会者“莫不现出惊骇之色”。那么蒋是否真的支持西藏独立呢？当天的日记蒋有清楚的说明，蒋写道：“彼等实不知政治与革命为何物，余信西藏对余此一宣言之发表，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此种心理之妙运，非智者不能明断其蕴奥也。”但他还是对大感惊骇的参政议员“直道解慰，告其余对此一大问题之决断与处置，于心甚安也”。
蒋介石还能够心安，乃因当时西藏实际上是受英国控制，国民政府纵使反对其独立，亦无能改变现状，且将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赞成西藏独立（自治），则或许西藏“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这是蒋的欲擒故纵之计，在当时的环境下或许是不得已的办法，也是蒋的想当然。
小结：
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他个人的受挫，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在列强压力下的受挫。蒋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重大成就。
一、1929年，改订新约；1943年，列强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1945年，领导抗战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二、1943年，新疆回归中央。蒋对盛有安排，为农林部长，派张治中宣慰新疆。
三、收回台湾，在重庆笼络“半山”，为台湾回归准备人材，如谢东闵、连震东、黄国书、黄朝琴、吴三连等。
四、运用传统价值于民族复兴的动员，对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和礼遇，如对胡适、冯友兰、马一浮、贺麟、竺可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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