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
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国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其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
在国民党的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及社会的关系上，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30年代后的国民党逐渐出现“空壳化”。搞党务的人得不到“实惠”，当官的人都要当政府的官。据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当时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常委的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每个月的薪水是600—800元，所以搞党务的都忙着要找兼职。下面的省、县也是这样。
国民党在1927年把共产党员排除后成了单一的执政党，迅速恶化，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不少人抱升官发财的目的入党，使国民党流品复杂，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多被社会舆论批评，一般的党员也毫无“党员”荣誉感可言。以后，国民党更是在军公教人员、大学生中“拉伕入党”，“集体入党”，党员人数虽大为膨胀，党的作用却不见增长。
南京十年，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国民党在党治原则下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却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政治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1935年后，在日本不断扩大侵华的压力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开始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调整，但仍然拒绝对其政治结构作任何实质性的重大改革，这也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在处理国内问题上长期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症结。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效果如何？
1928—1937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的巨大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在这十年间，“攘外必先安内”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安内”的对象是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
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来整合中国。如前所述，国民党在30年代后已经走向“空壳化”，因此蒋介石要重建小核心。1932年，在蒋的授意下，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这是一个由蒋的黄埔亲信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主要由军方人员组成，社员包括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他们标榜“崇拜领袖”，“服从命令”，羡慕德、苏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色彩。其外围组织是“复兴社”，又被称为“蓝衣社”。“三民主义力行社”提出的口号是“民族复兴、反共、反日”，要求实行“统制经济”，也提出“反对腐败”的口号。蒋介石手上还有另一个秘密组织，这就是党方的秘密小组织“青白团”，专门吸收青年，由陈立夫控制，也是听命于蒋。
中央军是蒋手中的王牌，蒋对中央军加以新式训练，不断对中央军高中级军官进行“精神训话”，蒋把其主要用于内战，而置日本扩大对华北侵略而不顾。
蒋的政府是以军事强人为主导的威权式弱势政府。蒋介石也要发展中国经济，30年代国民党征用了不少专家参加政府，但蒋介石更迷信武力，他企图用中央军和秘密组织来整合社会都是不成功的，秘密组织所普遍施用的暴力、恐怖手段根本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认同。
为什么说蒋的政府是“弱势”的呢？因为国民党内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国内也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两广、四川、新疆、山西、云、贵等只是名义上听从南京国民政府。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没有能够有力地回应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要求，国民党一再对日本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极大地损害了它作为一个中央政权的政治形象，造成国人对国民政府的严重疏离。“安内”在翦灭地方实力派方面虽有效果，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计划完全落空。到了1935年底，人人都可以看到，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走到尽头，“攘外”是彻底失败的，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蒋若再不抵抗，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将全面流失，地方将以“抗日”而起，取南京国民政府而代之。1936年“两广事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1937—1938年举国一致共赴国难，是抗战使中国形成了新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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