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对国共两党有如此的认识，王鼎钧为何还要选择逃离共区？答案是：作者对左翼革命有相当的保留。他认为解放区“绝对没有”他所要的自由空间，他也“很难适应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自己也无法达到中共对老百姓的期许”，他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涣散的”社会里去讨生活，只能随国民政府南逃。我以为王鼎钧之所以对左翼革命存有保留或否定，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了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刺激。
和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王鼎钧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有较多的留意和观察，1946年他随军驻守在南京，对在南京聚集的“苏北难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1946年春，中共中央发出指导各地进行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五四指示》，而作为土改运动的热身准备，以阶级斗争、暴力剥夺及消灭反抗地主为主要特征的“反奸、清算、复仇”运动已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全面进行。苏北根据地基层政权对地主这个昔日统一战线的盟友普遍采取了过激政策，诸如“开斗争会、游街戴高帽子，规定地主富农没有公民权，并做上各种记号以示识别”（如剃半边头、穿红背心、挂布条等等）；此外，各村还成立管理小组，通过钉镣或联保的方式对地主实施人身管制：走路没有自由，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不准早起晚归，不能与其他地主通话，等等。更为激烈的做法是，开会斗争时动辄对被斗者实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问题上打死人事情，全华中可能已有上万的数目”。[2]
所谓“苏北难民”在革命话语系统中被称为“苏北逃亡地主”，就是受到“反奸、清算、复仇”运动和土改运动的打击，被扫地出门而逃亡到南京、上海等地的苏北地主、富农及其家属，最多时达数千人。
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雷洁琼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被“苏北难民”殴打，引起舆论大哗。作者因关心他的家乡鲁南地区的土改，对与鲁南毗邻的苏北的土改情况特别留意，花了三天时间向“苏北难民”了解有关情况，那些人把他看成记者，纷纷向他倒苦水。作者才知道，这些“难民”在南京，根本无人理睬，他们派出代表去国府请愿，被警卫部队轰了回来。请《中央日报》记者来长谈，但报纸一个字也没登出来。“国民党完全不管他们，还有人说他们是地痞流氓，活该共产党整治他们”。更重要的，南京的老百姓不要听他们的诉苦，他们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没必要嘛，再说，他们也做不到”（王书：113—114页）。王鼎钧说，北方发生的故事离南方人的经验太远，国统区的人民连听也懒得听。就是听到有关解放区的“暴政”，也都有自己的解释，相信自己家乡纵然解放了，也不会受到这般对待。
这是一个经验和事实互相背离的怪圈。以后京沪一带的人逃到广东，广东人对他们也是不信，“不同情”；待广东人跑香港、台湾，台湾人也是不信，说他们肯定不是好人，否则不会被家乡人赶出来。王鼎钧说得非常正确：凡是完全超出经验范围的事，都叫人很难接受。抗战胜利后，南京、上海出版过苏联叛逃者揭露斯大林“大清洗”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但没有任何社会反响，因为该书的内容太反常，超出人类经验的范围，谁都难以相信书中的内容。左翼青年拒斥可以理解，中间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跟着视而不见，就令人费解了。盖因这些人受过良好教育，许多人还留过洋，相信自己客观公正，其实他们大多受二战后社会潮流的影响，对斯大林充满美好的想像，很难真正做到独立思考，实际上是先入为主，早已在头脑中筑起了拦河大坝，已自动过滤了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其他信息。
作者在南京与“苏北难民”的接触对他以后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作用，他说，自南京访问“苏北难民”后，他对解放区的情况非常注意，这个“注意”非同小可，几年后把他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台湾。而他父亲的“离开”，则是缘于其个人的经验。
王鼎钧的书中写道，某个早晨，他的父亲眼见驻扎在家乡的国民党军队在悄悄撤离，马上手牵儿女，连家都不回，就紧随国民党军队离开家乡，最后来到上海。他的父亲怎么有此胆识？山东的地主多数只读了几年私塾，目光短浅，舍不得家里的房子、土地和坛坛罐罐。王鼎钧的父亲也是一个“守旧的乡绅”，但是他读过专科学校，一向关心时局，还曾是军阀孙传芳的幕僚，八路军第一次占领其家乡兰陵时，曾被短期羁押，后因没有劣迹，才被释放。王鼎钧说他的父亲“细密谨慎”，从此知道“中共革命，他没有生存的空间”，看到国民党军队撤退，担心前脚国民党军队走出，后脚解放军进来；也唯恐国民党军队出城以后，中共地下工作者关闭城门，禁止出入。机不可失，他没有回到深宅大院去多拿一件衣服，就跟着国民党断然出走，而那些留在家乡的山东土财主，以后大多死于暴力土改。
山东土改之剧烈，还可从山东联中八千学生流亡南下得到佐证。这些学生多为地富出身，由家长交由学校带出逃命，也是那样的问题，他们的父兄家庭，虽然知道土改的厉害，但是“小人恋土”，只求把家中的孩子托付给学校，为家里留一个根，自己宁愿在家乡守着房子和土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这个时间为济南战役之后，此时山东大局已定，八千学生跟随山东联中校长一路南下，最后落脚澎湖，只剩下五千学生。1949年12月，校长等七位师生被指为共产党“匪谍”，惨遭澎湖司令枪杀。学生虽然以后陆续被接到岛内完成学业，但澎湖司令的这个“下马威”成了这些学生的终生阴影，一直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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