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打内战不谓不努力，但内里已被蛀空，战场上又处处失败，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只能以“气数已尽”为解释了。但是退一步，蒋如果在重庆谈判时对毛施以辣手，国民党会败走台湾吗？当时蒋的声望如日中天，作者在书中没有展开这个问题，但是我读该书时却不时联想到这种可能性。2004年，我在台北参观大溪蒋中正陵寝，驻足良久，也在想这个问题。
许多事实证明，特别是从宏观历史的尺度来度量，蒋确有“妇人之仁”，虽然他杀人也不少，但在杀伐决断、手段凌厉上，那就远逊于他的对手了。1945年8月后，毛在重庆谈判，这对于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蒋似乎也有此意，他在9月27日的日记中例数毛的“罪状”：割据地盘，拥兵作乱，阶级独裁，自立为王，擅征租税，私发钞票等等，称毛为“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惩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亡军民在天之灵耶”！[3]俨然有审毛、加害毛之架势。
蒋是能看透毛的少数人之一，但还是下不了手，主要是受美国、苏联的牵制，同时也是被毛所迷惑。毛在参加重庆国民参政会为纪念“九一八”的茶会上高呼“三民主义万岁”、“蒋主席万岁”用以麻痹蒋，是刘备“闻雷失箸”计谋之重演。当毛于10月安全返回延安后，原先高度紧张的精神一下松弛下来。据师哲回忆，毛得了严重的眩晕症，不能见生人，常会晕倒，只能搬到延安郊区休养，以至于斯大林专门从莫斯科派了医生来延安为毛调养身体。这段时间长达数月，到了1946年3月才得以缓解。
毛安全回延安，是他的命大，也因为蒋宽厚，若蒋不罔不顾，对毛施加毒手，中国历史将会彻底改写。历史固然没有“如果”，也不可以“假设”，但是评说历史，臧否人物又怎能完全排除偶然性因素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试想当年重庆发生了针对毛的恶性事件，一个没有毛的中共将是什么样的呢？在中共和国民党的长期角逐中，毛和蒋是棋逢敌手，甚至明显高出蒋几筹。毛目标明确，以夺权为唯一目标，蒋则要受到各方条件的制约。虽然毛的本钱少（地盘和军队），但是负担也轻，正可以放开手脚和国民党搏江山，加之毛谋略多端，有张有弛，收放自如，蒋何尝是他的对手！故而在30年代前期，毛在中共党内还没有执掌最高权力时，蒋就把毛当成中共的灵魂和最有权力的人。
毛之不可取代，也是中共领导层的一致看法，毛之桀骜不驯，常使党内高级同事难堪，但大家多对他妥协忍让，其原因也是看重毛的“本领高强”，认定只有毛才能对付蒋介石。毛上台后，中共实力和地盘均获得巨大增长，全党已把他看成延续党命、拓展党业的根本。
所以一旦毛有不测，中共只能采守势。由于中国基本问题的存在—农民希望获取土地，国民党对此始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行动，而中共植根于农民之中，随时准备以剥夺地主土地来动员农民，从而使自己在和国民党的争斗中拥有取之不尽的人力—国民党不可能把中共和军队完全吃掉。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下，中共会失去多数根据地，对全国政局的影响力也将明显下降，但在北方守住一两块根据地，则问题不大。1945年中共七大后的刘少奇虽然位居党内第二号人物，但在党内、军内，远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刘的专长在党务，不在军事，其个人对军队的影响力极有限，根本不能遥控中共几个大战略根据地，最后只能由朱德、周恩来等元老组成议事的主席团，即政治和军事领导联席会议来处理党和军队的日常事务，周恩来会拉上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来承担责任。以周之性格和气局，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最后还是听命于斯大林。如此，蒋介石的天下完全可以守住。
人生无常，命运莫测
作者在平津战役中被俘，后被解放军释放，一路南逃，最后跑到上海江湾，在一位家乡长辈“上校爷爷”的庇护下，在江湾军械库谋得一个文书的职位，有了一个饭碗，作者后来发现，这位“上校爷爷”收留了十几位家乡的青年，最后这群人也都随军械库迁台。
1949年5月，解放军已逼近江湾，国民党守军为了撤退，还设了警戒线抵抗解放军，大批军人就坐在吴淞口张华浜的江边上等国民党的军舰来载他们去南方，远处解放军枪炮声已清晰可闻，而能否爬上船，全靠自己的运气，有些人就在船舷边的甲板上，被上面的士兵推下江去。国民党此时已无章法，从吴淞口南撤的军舰一共有多少，每天如何安排，只有天知道。最后，国民党军舰根本不管那些舍命掩护他们撤离的军人，明知道他们未及上船，就起锚开拔。天亮以后，王鼎钧看到他的父亲是船上唯一的老人，周边的人都面有怒色，当许多年轻军人都被蹬到了江里，他和他的父亲却爬上了军舰，这不是天意，又是什么？！
台湾此时已由陈诚宣布戒严，严格限制人员入台，“谁也不知道这条船开到哪里去”。依当时形势，王鼎钧上的这条船应开往广东或海南岛，但这两处也不是安全之地，作者以后才知道，他们一船人是托了“上校爷爷”之福，由于这艘船运的是军火，才得以允许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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