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作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听许多领导同志和名人的报告，但胡伯威却没有对自己比一般大众可以多获得一些信息而心怀感激，他听过报告后的感受反而是：平常百姓在资讯获取的方面“贫乏到多么可怜的地步”，“统一、简单、标准而响亮的口号”，把“翻身当主人”的老百姓“搞得头脑简单又简单”。作者也发现，那些赫赫有名的“理论家”，没有哪一个有什么自己的研究结果，“统统都是革命领袖的传声筒”：“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成功、人民掌权以后除了一个革命领袖就再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独立发表新论点的理论家了吗”？
教条主义的压抑和枯燥逐渐吞噬了胡伯威心头的热情，那时苏联已开始走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泥沼，出现了“解冻”的早春天气，可是非常吊诡，当时的中国，正全面向苏联学习，而且是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的，却没有跟上苏联的新变化，“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仍坚硬如常。理论宣传上的照本宣科，对理论问题不能发问，如果发问，那就是“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有问题，会受到老师的警告。政治理论课从讲课到“课堂讨论”，到总结复习，到考试评分的过程，都“僵硬死板到极点”。课堂讨论发言不能按自己理解去发挥，“用不同的话说出同样的意思也不行”。胡伯威回忆的一个细节极为生动：北大某副教务长为了说明无产阶级情感和资产阶级情感的区别，在台上先后高歌《马赛曲》和《国际歌》，他的结论是：《马赛曲》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鼓噪、张扬、浮华，而《国际歌》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深沉和庄重。因为无产阶级饱受最深重的苦难，而又肩负着最沉重、艰巨、复杂的、最终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要像《国际歌》那样洗净一切浮华，表现出坚毅、沉稳的品格。
于是，在北大，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驯服工具”的人群，胡伯威“逐渐感觉到，解放若干年来，人的性格普遍朝着一个令人丧气的方向被塑造着”。“人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在他的班上有一个留级下来的女生是唯一的党员，她选中的几个入党培养对象，个个都有这种特点，“他们按照上面的精神说话，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作为，也找不到他们有什么错误”。而后来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他们都是那个党员在班上最可靠的臂膀。作者发现，这并不是他所在的这个班上的特殊现象，在北大的同学中早就流传着对这种人的各种形容词：“面包干”、“五分加绵羊”等等。
作者发现，一些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不像搞学生运动出身的人那么民主和透明，有的还带来些等级地位观念”，北大在那时虽说是官场气氛最淡薄的地方，却也见过对“首长”点头哈腰的现象。胡伯威偶然外出时更见到个别官员拿腔作势，这又和他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象相去甚远。
50年代中期发生的“高饶事件”，对作者这些还没跨进党的大门，更未经历党内斗争考验的青年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曾几何时，高岗的《荣誉属于谁》是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并列，都是入党积极分子必读之书，但一瞬间，高岗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使作者非常困惑，因为经过几年的宣传，高、饶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令人敬仰的党性、正义和高尚品德的化身”，他们“都是环绕在毛主席周围的亲密无间的战友”，胡伯威一直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诚挚友爱的典范，可是怎么一下子他们就被宣布为极坏的坏人”？“平时他们教导给我们的那种伟大人格怎么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了”？于是又有“更多疑团涌上心来挥之不去”。
北大的“反胡风”运动，对作者的刺激更大，他在思想上“打起疙瘩以及政治上的消沉”就是从看到“反胡风”开始的。在北大的肃反运动中，极“左”思维随意化，甚至把不安心读气象专业的同学打成“反党集团”，都为作者亲眼所见，都使之发生困惑，使其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发出更多的疑问。
在北大，胡伯威真诚地实践着那个时期国家对广大青年的要求，他怀着新社会“主人公”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不仅关心国家大事，还真正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要求自己，提升自己，在专业知识学习之外，他热心关注着我们国家文学电影艺术等的发展，可是这一来又带来了新问题，他觉察到建国后文艺、电影出现了严重的“公式化”偏差：“解放初一接触‘人民的’新电影、新小说、新歌曲，还感到一股新鲜味。后来渐渐就感到千篇一律，索然无味的老一套。”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苏联的电影和文学，因为苏联的电影和文学，虽然也强调“政治正确”，但还保留了人性和人情之美，不像他曾一度喜欢的某些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的作品，尽是一些标准化的“英雄语言”、“群众语言”和“坏人语言”，“看了上面，下面就能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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