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北大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分子”，1958年北大“反右补课”，又被升格为“极右分子”，成了北大几百名右派的一员，其时胡伯威才22岁，已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气象部门，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已离开了北大，如果是在北大被定为“极右分子”，那就有很大的可能被逮捕了，北大的一些“极右份子”就是在当时被逮捕的，以后被关押、劳教了二十年。胡伯威是在湖北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的，60年代初被摘了“帽子”，成为“摘帽右派”，在“文革”中再受冲击。胡伯威的个人生活也完全被破坏，直到1976年，才得以成家，那时他已40岁。
作者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极“左”思维无情地摧毁了，胡伯威的不幸，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文革”的极“左”泛滥成灾有其精神来源，这就是在50年代中期就冒头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带有浓厚蒙昧主义色彩的专断思想和专断作风，胡伯威在几十年后给这个现象一个概括，称其为封建政治文化在“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复辟和延续。正是这些汇溪成流，导致我们的国家在50年代后期陷入了长期的极“左”的方向，而一步步滑入“文革”。
胡伯威的这本回忆录在不经意中触及一些重大问题，这就是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中，有两种突出的现象：一种是对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另一种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强调。人们都熟悉这样的领袖名言：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人们也都记得“文革”中那句流传全国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建设也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在胡伯威的书中看到，在建国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给大学生提供了在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的较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对“思想一致性”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自有其必然性，但是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思想一致性”却逐步转入绝对主义的领袖崇拜的轨道，除了国际共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极“左”的传统，还有“中国革命道路模式”的深刻影响。中国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的75.8%，文盲共309.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1]1949年，革命的胜利者满怀自豪进入城市，其中一些同志对知识分子充满鄙视和偏见，革命领袖虽也看到农民的狭隘性，但认为“忠诚”更重要。胡伯威的书中提到，在“反右”运动前，北大一些“思想正统”的同志非常不满物理学、气象学专业课上那种质疑讨论的气氛，他们一直为此感到憋气，认为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一直到了“反右”运动打出几百名右派，才出了那口气。
自那以后，较具开放和人道主义色彩的50年代苏联文化就逐渐成了历史名词，未几就被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受到批判和禁止。当拒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后，中国对苏联东欧文化又关上了大门，从而真正走向了完全封闭的自我欣赏的方向。“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被尊为治国之不二法门，“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铁律，蒙昧主义和思想专断越演越烈，思想盲从、领袖崇拜、农民思维、农民习气，被认为是体现了纯正的无产阶级特质而受到高度推崇，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蒙昧、专断的狭隘思路下，配之以强力的惩戒手段，继5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不断“排队”、“分类”，发展到60年代“文革”前夕对知识分子整体“一锅煮”。有句名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没有中学教员，没有小学教员，全是国民党的人。除了极少数“红色笔杆子”，干脆把新老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全部打入另册，一概加之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帽子”。北大这所已经打了几百名“右派”、不断受到阶级斗争洗礼的中国最高学府，更被视为“反动堡垒”，还被加封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的贬敕。由极“左”思想滋生的蒙昧主义终于掀起“文革”的滔天恶浪，荼毒了人们的心灵，严重戕害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和科学文化创新的生机。
胡伯威在回忆录中提到叶企孙先生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嘘。叶氏是著名物理学家，一惯同情革命，抗战初，曾派遣他的学生为晋察冀根据地筹集和运送材料，制造军火。解放北平时，叶先生又不畏艰险参与组织护校，50年代还在北大给一年级大学生亲自讲授基础课。“文革”期间，古稀高龄的叶先生受尽摧残羞辱，一位留校任教的胡伯威当年的同学有一次从外面回校，“看见一个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门边墙脚下，用一根草绳系着又脏又破的棉袄，手上捏着一个干馒头在那里啃，走近了一看竟是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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