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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_高华【完结】(5)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致使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几乎破裂。皖南事变加剧了国共之间的不信任。虽然其后不久中共又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但双方的猜忌与疑虑已很难化解。这种互不信任也预示了战后国共和谈的失败,国共合作终将被兵戎相见所替代。

  在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的重要性开始提升。1942年1月,中国与美、英、苏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先中外间的条约使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特别是英美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沿海地区已被日本占领,英美此时在华的种种特权几乎已没有现实基础,废约已是刻不容缓。

  1942年10月10日,美英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就条约问题举行谈判。经过谈判,中美、中英于1943年1月签署条约,宣布废除美、英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以及辛丑条约后所获得的一切特权。以美英废约为先导,中国先后与比利时、加拿大、荷兰等国签定条约,宣布废除其在华特权。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洗却了中国百年来的外交屈辱,是国民政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大加强了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的正面形象。其后,中国参与了国际间针对德、意、日法西斯的重大会议。1943年11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是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大国平等对话,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1944年8月至9月,美、英、苏、中四国在美国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四国决定成立联合国作为新的国际组织,代替一战后成立的国联。联合国的主要职能由安全理事会承担,而美、英、苏、中四国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享有一票否决权。常任理事国的职务使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承认。二战结束后,中国因而也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然而,中国世界“四强”地位的获得更多是美、英、苏地缘政治的产物,世界“四强”之一仅仅是在心理上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而就自身而言,中国尚不具备成为“四强”的实力。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就是明证。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几乎完全恢复了帝俄在华的特权,而一年后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这表明,中国若想成为真正的现代民族独立国家,还有待时日。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革命民族主义

  作为一个列宁式的革命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中共是不言而喻的。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斯大林主义。然而,中国的情况与苏俄毕竟大相径庭: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不多,且大多分散在中心城市,以城市工人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几乎不可能。有鉴于此,毛泽东在马列的理论框架下,另辟途径,寻求非苏俄式的革命路径,从而实现武装夺权。

  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最先展开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江西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多由出身农民的党员组成。毛重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与其长期从事农运有关,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江西红色根据地内,几乎不存在任何马列经典概念中的产业工人,从农民中发展党员方是发展中共唯一现实可行的做法。

  毛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恰恰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简单地引入、模仿外来的思想、制度,只将着力点置于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而忽视改革社会的下层结构。毛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重视社会底层,其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进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恰恰是将中国历史的传延性与外来思想相调适乃至融合,将中国本土资源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共产革命最大的依托,因此中国共产革命虽在上海、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受到严重挫败,但仍可依靠在农村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展开长期的武装斗争。

  1933—1934年,中央红军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中失利,被迫撤离江西,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和领导权。1935—1937年,毛泽东致力于中共的发展,暂时无暇顾及“形而上”的理论问题。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局面的到来,毛泽东加紧建构他对马列理论的新解释框架。这一时期所写的《矛盾论》、《实践论》集中代表了毛的马列理论见解。

  在1935年前,毛泽东仅被视为中共党内的军事问题专家和农村问题专家,其理论贡献尚未被中共党内普遍认识。毛深知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不仅要在政治上成为党的核心,还必须在精神上为追随者提供理论指引。30年代初以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在党内之所以能得势,即因他们能用马列主义对现实做出理论阐释。两相对比,更促使毛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创造出对马列的新解释;也唯有如此,方能彻底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毛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自己思索已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念和盘托出,并以此一举奠定了党内精神导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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