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有不少学生来大陆求学，但是当局就是坚持不承认大陆的学历资格。上个月，当局出台一项政策，规定迎娶大陆新娘要具备600万的家产，在引发社会强烈的反弹后，才不得不修改。
在提出“中原心态”的同时，我觉得也应看到在台湾确实存在一种可称之为“台岛心态”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一是“自我中心感”，二是封闭性和排他性。它不仅盛行在下层民众中，更反映在社会的“高端”，这种社会心态包含有多方面的来源，它既是政治人物操弄“族群”对立的产物，也有它自己特殊的生长轨迹，使这种精神气氛几乎随时可以感受，甚至可触摸到。
几次来台湾，我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台湾有着自己特有的“议题”，所谓“特有的议题”就是社会所关心的话题是从台湾的环境及面临的社会问题中产生，这其实非常正常，因为任何社会都是这样，两岸的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总不能叫台湾老百姓去关心我们的“下岗再就业的问题”。两岸分隔五十多年，造成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诸多的差异，但是两岸毕竟同文同种。然而我看到的是，台湾社会所关心的议题除了个别部分和大陆有交叉，绝大多数和大陆没任何关系，甚至和外部世界也没任何关系，社会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对于不少人来说，台湾之外的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说得严重一点，给人一种很自恋的感觉。在3月6日绿营的造势大会上，吕秀莲竟说：“台湾要以柔性国力征服世界！”我相信这种极为夸张的“自我中心感”是和近年来陈水扁一再鼓吹的“台湾第一”和“台湾优先”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就是以“台湾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台湾意识”的外化表现形式。在台湾政界人物齐喊要融入“全球化”进程，在官、商、学界都有大批留美博士的台湾，这种现象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我的住处的电视有一百个频道，可是我极少能看到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除非发生重大事件，例如西班牙马德里车站爆炸案，才有从外电编译的电视新闻。我为此问过一位台北文化大学的教授，他说是因为台湾百姓不关心外面的事，电视台从市场需要出发只能如此。一般情况下，电视上有关大陆的新闻每天会有一两条，几个电视新闻台滚动播放，也有正面客观报道的，但多数是从CCTV剪辑下来的大陆各地“黑心方便面”、“硫磺泡牛肚”的消息，间或有几条大陆社会新闻，诸如“鞍山美发厅跪式服务”、“痴心郎跪爬十里求爱”。我不清楚这样安排有没有什么“导向”，更大的可能性还是市场的因素，还是那个原因：台湾百姓对大陆没兴趣。
学界对大陆的兴趣也大不同于以前。近年来，不少过去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纷纷转行研究起台湾史，台湾史本来就应该研究，这无可厚非，但我发现这里兴起的台湾史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建构台湾的国族认同”相联系的。绿色人物已在批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大历史学家连横的名著《台湾通史》，说该书反映的是“失去台湾主体性”的“大中国史观”。过去我们来访的人一般很难接触到绿营人士及其社会基础，现在可以说根本无需专门寻找，“绿色”人物到处都有，学界更甚，一些人更发展到非理性的程度。著名社会学家萧新煌已成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台大法学院退休教授李鸿禧是陈水扁在台大读书时的老师，原是和胡佛等齐名的七八十年代台湾自由派代表人物，现在以陈水扁的“国师”自居，他在“民视电视台”主持“天佑台湾”专栏，在3月30日的节目中，竟信口开河说，“中国在清朝以前没有”。昔日的乡土派作家汪笨湖，早已成为绿营极为活跃的政治鼓动家，他除了时常主持在南部的露天群众大会，还在“年代”电视台主持“台湾心声”专题访谈节目，他每天晚上都面对“乡亲们”喊话，和被他邀请来的学者、教授一起，情绪激动地用闽南话在批判所谓“大中国主义”。现在“中研院”个别研究所已逐渐调整学术交流的方向，以减少和大陆学界的来往。申请和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研究，很少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说起“中研院”，就不能不提到院长李远哲先生。来台以后，我一直关心有关李远哲的新闻或报道，也时常听到不同朋友对他的议论。在“大选”前几天，李远哲和陈水扁同开记者会，然后表态支持陈水扁，只是这次李没有提出号召，而是说他个人的态度，和四年前已不一样。当天下午就有五个私立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对李进行了批评。王永庆、张荣发等商界巨亨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明确表态，但两人都公开呼吁开放“三通”。
李远哲当年回台是一件大事，这其中肯定有他对台湾乡土的一份强烈的关怀，每个人都会持有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向往，但学者一旦卷入政治，事态就不可避免要复杂化。总的说来，李远哲现在的社会声望已大大降低。他这次的表态对拉升陈水扁的选情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支持绿的人早已决定，支持蓝的人不会被李影响。不少学界朋友都说，李远哲的超然地位已没有了，原先他享有的那种类似胡适50年代在台湾的影响力已经基本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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