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及上面那些观察。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很有限，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台湾20—40年代的都市里出现的所谓“社交自由”的“新文明”，是来自日本的“文明开化”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
这些年学界关注一个问题—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我的看法是：一、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二、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三、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四、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层面，把它笼统归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危机迫使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随社会变革而来，是一种渐进的、自发产生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先生那一辈人，我们永怀敬意。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问题，有的与他们那一辈人有关，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等先生，在肯定他们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时代局限——这才是真正的纪念。
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论文点评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在中国大陆，“书写”和“民间”都是“新词”，与“书写”有关的“民间”之出现，还应是90年代中期《天涯》上的“民间语文”，后有徐晓等编辑的“民间书信”，那算是“民间”二字在书写领域浮现了。
再有就是“书写”一词，现在这是一个平淡的词，过去叫“写作”。“文革”前的“写作组”，是很神圣的，最有权威性的应是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组。还有就是毛发动“文革”的推动力量：上海丁香花园的市委写作组。“文革”起来后，中央“文革”组织起对刘少奇“黑六论”的“大批判组”，各省也都有属于当地省革委会领导的“大批判组”，都能呼风唤雨。那时参加者，被称作“笔杆子”和“秀才”，虽然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文学仆从”，但是他们多数的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中央级“秀才”中最显赫的，如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政治局成员了，甚至是常委。
过往历史的写作，就是史官垄断，其原则就是“成王败寇”，野史笔记是不入流的，写史是神圣的事，所谓“文章千古事”，都是官家行为。官史写作，一是自我论证合法性，再有就是强调历史的教化功能，当然也有司马迁等良史，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
三方面互为联系，也互为矛盾，最重要的还是自我论证，这些好像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说来说去，什么“资治”啊，都是叫统治者如何管教老百姓。
可是到了科技革命兴起，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电脑和打印机普及化，个人博客兴起，现在书写进入寻常百姓家，早先神圣化的写作也就平淡化、平常化了。
“民间”一与“庙堂”对应，二与“学院体制”对应。与“庙堂”对应的民间，自古有之，即“官史”之外的野史。与“学院体制”的对应，则复杂一些。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对人们的束缚逐步松懈，私人写作、出版方兴未艾，私人撰述历史与学院修史没有明确界限，评价体系也是单一的。出现大变化是在新中国建国后，书写国家化，历史著述更是被视为一种国家行为，有关社稷安危，被完全纳入国家指定的轨道，也就没有任何私人化的历史书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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