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强调了三个关键要素的关系：（1）意识（人都有思想），（2）处境，（3）行动。政治史就是讨论这三者的关系。上述三点是政治史三要素，优秀的政治史作品一定要有此三要素。史华慈是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融汇。这是他杰出的地方。史华慈提出了德性统治这个大问题。恐怖统治背后肯定有思想背景和理想，但能否称“德性统治”？复杂的东西怎么能用那么简单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初年兴起，在社会科学各方面渗透，关心心理、精神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但不要将其绝对化。它有一定可解释性，但不应过分泛化。
讨论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2006年12月25日）
张鸣是近来大家关注的学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随笔，他所说的东西都有深厚的学术支援。他的书写乃率性而为，他完全了解中国最基本的情况。他关心晚清以来的历史。张鸣与黄宗智、杜赞奇有区别：（1）他最先研究义和团，研究底层民众；（2）他深入下去调查湖南、贵州、广西的基层社会；（3）他的草根性很重。
20世纪后国家权力下移，国共和地方派都重视农村，农村结构大大改变，中共起了最大的作用。建国后国家权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于国家工业化，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用农产品向苏联换武器。为此建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达三十多年，今天国家对农村有支援，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免除农村中小学学费。
控制是为了动员，张鸣讲了乡村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过程。张鸣有些哀婉，对乡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伤，萧功秦写过《冀豫日记》，也有这种感伤，但不及张鸣强烈，萧功秦认为乡绅文化的破坏导致现在山西农村的衰败，源头在于50年代的暴力土改。谢泳写过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开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虽然短小，但很不错，他很重视发掘民间史料。
张静也是研究农村问题的著名女学者，读张静的书与张鸣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写过《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非常学理化。杰出的学者，两种叙述模式都能轻松驾驭，首先应知道规范，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千万别成了理论拜物教。
历史的书写是高度自由，历史是：（1）过去发生的事实，（2）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重建。让我们去感知、认识。史学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档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会的众生态，比如日记、随笔很重要，日记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吴宓日记》。历史书写当然有主观性，所以历史学非科学，观察角度不同则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学术规范，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辑刊》最早提出学术规范的问题，背景在于80年代中国史学的复苏，但有些凌乱，许多人在空疏谈论，没有规范。90年代学人的头脑冷下来了，回到学术中去。1959—1980年不强调学术规范，只是为伟大领袖的著述做注解。1956年，由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新建设》开始讲规范，当时历史类重头文章刊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上。
谈汤森的《中国政治》的几个重要观点（2006年12月30日）
汤森认为：
1.中国传统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有重要作用；
2.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有关联，只有从历史中才可以理解今天和过去的区别的意义。为什么外面的观察总是错？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时代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智慧，而在这领域内的政治学家却相对较少。
3.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所以邓的改革不是革命。
4.中国革命是否衰落的一个标志，是看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之强弱。他认为政治斗争的激烈，就使得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家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使用军队。
5.分析中国政治的几种模式：
（1）集权主义模式。他在这里说的是50年代美国西海岸学者的范式，里面有些论述不完全错，书中把“极权主义”翻译成“集权主义”是不对的。极权主义是指希特勒等人的暴政，不能通过审核，只能将其译为“集权主义”。
汤森认为该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一个独断领导，控制论传媒，对经济的控制。
（2）“发展中国家模式”。有一个动员系统和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实行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
（3）中国模式。
他提出中国现行体制的起源有四：
（1）中国政治传统；
（2）革命的背景；
（3）苏联共产主义（这是研究中共必须考察的）；
（4）中国在1949年前的历史（更应该看1949年以前国共互动的历史，要搞清脉络，这是历史的延续性）。
汤森的书有其重要价值，比较客观。所罗门写过《文化革命与新政治文化》，已经翻译出来，但没有通过审核。白鲁恂和所罗门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施拉姆对毛泽东有同情。麦克法夸尔则不同，他写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但中国没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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