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决计诱杀赵尔丰，他先向保卫赵尔丰的三千巡防营官兵发放欠饷，并增发兵饷一月。官兵得饷款，彻夜饮酒狂欢，放松了警惕。辛亥年十一月初三（十二月二十二日）晨，尹昌衡带兵将督署团团围住，然后派敢死队冲进赵的住处，将赵尔丰抓捕，押送到皇城坝明远楼前，枭首示众。
待到第二年，大势已去的清廷不得不宣布逊位，将权力交给袁世凯。诱杀赵尔丰的尹昌衡尽管在川人心中是大英雄，但在高层政客心目中，则是一个不义而背信的小人。赵尔丰的二兄赵尔巽向大总统袁世凯控告尹。尹后被袁世凯骗至北京，以“亏空公款”罪，判处九年徒刑。至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才出狱，从此闲居。
应当说，赵尔丰作为一个家族深受皇恩的高官来说，忠于朝廷是他合乎常理的选择，对“保路同志会”和激愤的川民采取强硬措施，也是作为地方长官不得已的措施，而尹昌衡要借他的人头来安定川局、保住自己都督的位置，亦事属必然。赵尔丰有功于边陲，为官清廉，对朝廷一片忠心，这样的官员，在哪朝哪代都应受到敬重。但在清季那种政治局势波诡云谲的末世，他这样一个忠臣、清官、能吏，却被一步步推向死地，而清朝多少贪官、庸官却能在清廷覆亡后悠游林下，安度余生。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从赵尔丰逃不过的劫数，或能窥知一个王朝的宿命。
免职官员复出的逻辑
近年来，被免职官员悄然复出的新闻屡见不鲜，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近三年复出的有十二个比较著名的官员，其中从免职到复出时间间隔最短的仅两个月，多数被免职半年至一年后复出。
二〇一〇年十月江西省宜黄县因发生“强拆自焚案”，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皆被免职。当时，笔者发表一篇文章《对宜黄书记县长“冠带闲住”的分析》，认为：“对邱、苏两位‘建国’大爷的处理，很显然就是‘冠带闲住’”，预料这只是为应付舆论的一种紧急措施，甚至可以说是带薪休假，等社会不再关注此事，“起复”可期。果然，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两名官员在被处理一年后联袂复出：邱建国任抚州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皆是手握实权的正县级官员。
微博出现后，曾经有人欢呼：“围观改变中国”。确实，这些年来不少官员在“围观”的压力下被免职，可相当一部分人很快（基本上是一年左右）就复出，且多数级别不变。因此，围观者总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
其实，在当下的政治逻辑下，这很正常。既然“迫于舆论压力”，掌握官员升迁罢免大权的部门免除一些“犯错”官员的职务，那么“压力”不再或减弱时，复职则顺理成章。因为，“免职”并非权力系统的自觉行为。
如果将观察分析的纵深度拉得更长一些，考察我国古代王朝对官员的处理之法，基本上可知，眼下多数官员的免职是属于“冠带闲住”。
冠带闲住是指某位官员的职务（古代叫差使）被免掉了，但其官员身份和相关待遇还在，他在闲住故园时还可以穿着相应级别的衣冠参加社会活动。除了官员犯罪被刑事处罚，仅就政纪处分而言，在“冠带闲住”外，古代朝廷对官员还有两种处分：免职或降职而不免差使以观后效，另外一种最为严厉的处分是削籍为民。
第一种处分多发在救灾、战争等紧急时期，因官员失误造成了损失，但并非官员主动犯错，且其作用不可替代。朝廷经常是下旨免除其官职或降职，让其在原岗位上戴罪立功。如果该官员后来能将功补过，原来的处分一并撤销。受过这种处分的官员实在太多，包括一些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名臣。而“削籍为民”就相当严重了。中国古代是个身份社会，等级森严，尤其是“官”与“民”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所以古代士人中进士后，一般说“释褐”，脱掉老百姓衣服穿官服了，即“通籍”。取得“官籍”是一个男人一生最重要的事，一旦削籍，就相当于现在开除公职。受此种处分后，要想复出，是相当的困难。
《红楼梦》第三回“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说的是贾雨村中了进士后，在为官期间得罪了上司，被参了一本，朝廷降旨革职，不得已当了林黛玉的家庭教师。后来经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引荐给贾府，在贾府的帮助下得以复官。《水浒传》中的黄文炳，亦是一位“闲居通判”，被革职回老家待着。所以他要立一件大功，才有可能起复，于是举报宋江浔阳江头题写反诗。可见贾雨村和黄文炳都是仅仅革除职务而未削夺官籍，所以只要有机会，复出为官并不太难。
那些被免职而“冠带闲住”的官员，其复出有何规律？一地、一事、一官，各不相同，能否复出，怎样复出，恐怕各有各的机缘，但若仔细分析，也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
首先，要考察被免职或撤职的官员犯的是什么样的“错误”。根据法律和纪律，似乎性质和严重程度不难判断——但这些只是纸面上的，同样是“渎职”，同样是“领导责任”，放在权力系统内，真实的原因千差万别。简言之，要看这个“错误”主要伤害了谁的利益。靠对百姓的“合法伤害权”而谋利，实质上是皇家给官员的一种“福利”，只要不过分，百姓能忍耐，皇帝也睁只眼闭只眼。而对百姓的伤害一旦引起舆论哗然，朝廷的处理往往视具体情形而定。古今虽不能简单类比，但有些道理是相同的。今天的官员如果得罪整个官员层，基本上是万劫不复了，而伤害群众的利益，如果引起媒体关注，也就间接地影响了整个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其受处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所谓的执政形象，往往是块公共牧地，尤其今天中国官员任免权已不像古代那样集中在朝廷，而是根据级别分解给地方，那么这种“影响执政形象”的错误，对一些地方政府负责人来说，其实质性伤害是很小的，所以这种错误而被免职的官员，其起复的内部阻力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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