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职业成为没多少人艳羡的鸡肋，只是社会转型中非常短暂的一段现象——这种现象当然很不正常。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不仅仅在内地，即使在民营经济活跃的东南沿海，“公务员热”持续增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参加公务员招考。而即使在“公务员热”增温的这些年，公务员普遍的薪酬并不高，公务员的魅力何在？
粗略分析一下，我以为公务员职业的魅力无非这些：一是公务员职业稳定，没什么压力；二是公务员社会地位较高，能建立起靠金钱未必能拥有的人脉关系；还有一种不便明言的吸引力：社会多数人普遍认为，公务员是有“油水”的。这种“油水”包括一些隐性的福利，如分房（房改后许多地方依然有针对公务员群体的特殊住房政策，公务员可以很低的价格购得住房）；还包括“以权谋私”的机会。后者显然是违法的。但是这种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竟然在公众心理中，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千里为官只为财”，成为许多人接受的社会现象：大到房地产商为拿到地皮给掌握批地大权的高官巨额行贿，小到普通百姓去街道办事处办事也得给小科员两条好烟。
如此背景下，给公务员加薪的建议受到普遍的诟病再正常不过。诟病者无非有这样一种朴素的想法：你们可以用权力来捞油水，工资低点又算什么呢？这种认识很是偏颇。公务员中掌握一定权力并能用权力来谋取私利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公务员包括一些大机关中级别较高的官员，除了薪酬和一些隐性福利外，并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特别是生活成本高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一些清贫的公务员，常有类似在翰林院做七品官的曾国藩那样的感叹。
然而，由于公务员的财产和收入并不透明，加上近些年频发的官员贪腐案件，普通民众认为官员已经很“肥”，加薪是锦上添花，是掌握勺子的大师傅为自己碗里多盛肉。再加上各类公权力机构的公务员或没编制的“临时工”不断膨胀，形成人浮于事、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如此，公务员加薪，普通民众会指责：官员数量那么多却办事低效，如何能再加工资？普通公务员则埋怨：这点钱不加工资，凭什么让我多干活？恶性循环于是形成了。
公务员薪酬问题还是个难题
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关键要解决的不是公务员要不要加薪、加多少的问题；而是由谁来决定加薪、如何加薪、如何监督公务员的财产和收入等问题。
清朝这样的帝制时代，因为官员的权力是君王授予的，其职责乃为君王牧民。皇帝决定官吏的薪酬制度，为此皇帝也承受相应的风险。比如给官员的低薪，官员会想办法捞钱自肥，只要不太过分，皇帝会默认——这是将自己的利益让给为自己打工的官员，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员多捞就等于长工占东家的便宜。正因为如此，皇帝给官员高工资——如清雍正之后推行“养廉银”制度，仍然无法“养廉”。因为监督不力，为官者欲壑是“养廉银”无法填平的。
今天公务员队伍和清代的官吏群体最大的区别是，二者处在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今天的权力乃民所授，民众缴纳税款，其中一部分用来雇佣公务员为纳税人服务。在这样的逻辑下，需要雇佣多少公务员，给他们什么样的薪水，显然只能由雇主决定，雇主也应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给的薪酬太低，就雇佣不了好的“保姆”，得不到好的服务。优质的服务应该得到丰厚的薪酬。但在中国现阶段政治运行过程中，离这种理想的状态尚相距甚远。且不说法律上代表民意行使聘用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之权力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其代表的组成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即使是现有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聘用、支付怎样的薪酬，权威性亦不够。而众多的公务员中间，哪些富得流油，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哪些公务员两袖清风，确实需要加薪，公众也不得而知。行使监督职能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本应该将这个答案告诉公众。
这个问题不解决，公务员加薪难免给人“掌勺的厨师给自己多盛肉”的感觉，一些清贫的公务员必将受少数贪官之累。而加薪，也恐怕对降低公务员腐败概率没什么作用。
市、县委书记与古代知府知县权力之对比
《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曾专文总结这些年县委书记腐败现象。原担任过安徽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怀忠在副省长的任上折戟沉沙，二〇〇四年二月被执行死刑。他治下的各县县委书记接连因贪腐落马。这一现象在市委书记这级官员身上同样适用。广东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中，共涉及省管干部二十四人、县处级干部二百一十八人。原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腐败案中也涉及到该地多名官员。《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为了成都一重大投资项目，在该项目接连出现不利突发事件后，李春城花公款请道士做法驱邪。
本来，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只有级别之差，他们权力运行方式是相同的，因此“县委书记现象”也罢，“市委书记现象”也罢，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源于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几乎掌握了无限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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