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体制下，可能起点作用的是新闻监督，但本地新闻媒体也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异地监督现在又被打压，新闻监督的空间在当下更加狭窄。
明清两代不许在家乡五百里内做官之类的回避制度实行得不错。全国的知县、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统一分派，一个知县大多在离乡很远的外地做官，有三年大计这种吏部和都察院联合举行的考核方式，而且流官的调任、升迁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避免了一个知府或知县盘踞一地特别是和家乡的各种势力发生关系。而今天的市、县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由选票产生本地的行政首长，又不是明清那种官僚体制下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回避；还因为是分级授权，官位由上一级任命，大多只能在本省范围内交流市委书记，本市范围内交流县委书记，无非是在邻市、邻县做官。所以辽宁人王亚忱能在辽宁当许多年的市委书记，湖南人李大伦在湖南、湖北人孙楚寅在湖北任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多年，怎能不在当地盘根错节、只手遮天？
今天虽说明清时政治上腐败，但具体分析对地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的管理，今天又比明清两朝做得如何？
产生市、县委书记“土司化”之忧
现在我们如果往前走一步，由选票来选拔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自然就有民意机构对他们实行全天候监督，他们即使贪渎，也很容易暴露在阳光下。要么我们退一步，回到明清时代那种，府、县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调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现在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现象。问题是我们既不敢往前进，又不能往后退，正处在两头不靠的中间状态。市、县委书记只要搞定一两个关键人物，贪渎的风险就很小，这样下去，一些市、县委书记就很容易变成当地为所欲为的“土司”。制度不改革，仅仅靠“权为民所用”这类道德说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而毛时代，搞一场接着一场政治运动，使官僚层处于动态之中，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土司化”，但社会成本太高。
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司化”的流官比明清时代真正的土司还可能肆无忌惮。因为土司是世袭的，为子孙后代计，还不敢对治下臣民太严酷，会尽量避免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而掌握巨大权力的市、县委书记，在监督失灵时，有人可能会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当成公共牧地，只求眼前收割，哪管日后荒芜。
那么，出路在哪里？其实每个对世界潮流有所体察的人，都不难知晓答案，在此就没必要赘述了。
察世情
中国社会板结化的历史观察
“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一四年新年贺词中的一段讲话，从中可以看出，在国家、社会和国民层面的这三大改革目标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其中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国家更加富强、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关联点。
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现在诸多方面，如法律、司法、经济分配、公共服务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给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提供更开放、畅通和公平的上升渠道，形成一种避免社会板结化和社会成员上行遇阻的制度和文化。
社会板结化趋势令人忧虑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的各项事业也有长足发展，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改革的步伐滞后于经济发展。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普通人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人生发展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上行的阻力越来越大，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内，既得利益集团变得越来越坚固，掌握社会各类资源的精英阶层实现了“内循环”和“近亲繁殖”。社会上许多出身贫困家庭的子弟越来越感觉到在人生的道路上，处处需要“拼爹”；社会有识之士在惊呼：寒门再难出贵子。
社会板结化，首先体现在不同阶层家庭的子弟所享有的教育机会不均等。这些年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呈现两大看似矛盾但有着内生性关联的现象。其一是正向的：全国基本上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少年文盲，普通人家庭包括贫困家庭的子女，接受基本的义务教育的机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成就；同时，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大幅提高，各阶层包括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二则是负向的：从学前教育开始，小学、中学和大学，在东部与西部、城市和农村、重点校和普通校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呈现不均衡趋势。从儿童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起跑线”上，不同阶层的子女所享受的教育资源不是越来越均等而是相反，高等学校特别是进入“211”“985”的名校，来自农村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学生比例，较恢复高考后十来年呈下降趋势，社会不同阶层的鸿沟已经开始在高校学生中出现。因此。“教育平权”成为这些年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社会板结化另一重要的表现是在就业上。即使是农民、工人家庭的子女通过千辛万苦进入高校并成绩优异，他们在就业上却处于十分弱势的境地。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报道《大学毕业生就业，农家子弟最困难》。该报道援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二〇一四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调查数据。发布者的调查表明：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毕业生进入体制内有影响。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比例（百分之四十七点八）远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百分之三十一点一）。调查数据还显示，来自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最为困难，其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点五，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就月薪而言，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两千八百五十一元）每月要比城市家庭出身毕业生（三千五百零五元）少挣六百五十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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