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有三件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一九〇五年废科举，一九一一年清室逊位，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一九〇五年废科举到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七十多年内中国社会经历了数次巨变，国家的执政者和官方意识形态也有数次巨变。但整个社会结构并没有质的变化，依然是生产力落后、文化教育落后的农业国家，科举被废后，一种稳定的、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和底层精英上升渠道并没有建立起来。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几代精英青年，多数人要么去当兵，要么去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前三十年几乎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近乎停滞的前现代社会。建政初期的社会资源的主要掌握者——管理社会的官员，其构成和历朝历代开国时差别不大，主要是“军功集团”，在新政权建立过程中有战功的各级军官走上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管理岗位。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前十七年，新政权的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精英——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这些人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各领域的领导者。
执政党推行户籍制度而建立了“二元社会”——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人，因身份差异导致其生存状态几乎是云泥之别。在一九七八年前，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村居民，其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其他的所谓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之类更是无从谈起。农村青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可能通过当兵、推荐上大学或招工等方式向上流动，进入工人或干部阶层。
这种社会的板结化程度恐怕是几千年来最严重的。不但绝大多数青年上升的通道被堵塞，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阶层反向流动，即向下流动，如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当农民，与本来生存状态极差的农民争夺资源。
由于建政初期执政者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也由于多数人处于平均的贫穷和平均的无权利状态，因此社会的不公和板结化并没有成为一个引起多数人关注的问题。当然不是说无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占据意识形态高地的执政者绝对不允许社会讨论这类问题。“文革”期间，遇罗克所撰写的《出身论》即是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类按照血统权力世袭的主张的有力驳斥，但他的结局是那样的悲惨。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前十几年，中国人尤其是多数处于底层的青年，确实觉得生活有希望，前景很光明。这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是改革初期必然会释放的巨大能量使然。被禁锢在土地上太久的大多数农民，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也可以离开故乡去南方打工。尽管在一九九九年高校扩招以前，中国农民和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弟，考上大学成为国家干部的比例很小，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是所有选拔制度中最刚性和公平的，也由于“文革”对中国各项事业的耽误导致人才断层，考上大学的底层精英，毕业后能有一份收入不错并受人尊重的职业；而去沿海打工的乡村青年，在流水线上挣到了远比在故乡种田多得多的钱。那么他们自然觉得社会变得更公平，自己的上升的通道是畅通的。其实单就生活质量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名校毕业的大学生结婚后在一间筒子楼里生儿育女不是少数，他们比现在毕业后成为“蚁族”的青年生存状态好多少？那些到南方工厂打工的农村青年，他们被收容遣送是家常便饭，许多人在有毒的环境中劳作，用健康换取薪水。
显然，这种禁锢太久得到解放而容易满足的社会普遍心态并不能持续太久。当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如果政治制度不跟着改革，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大多数底层青年，决不会因为纵向对比——比较自己和自己的父辈生存状态而觉得满意，而是自然地横向比较。为什么自己天资不差，也很勤奋，就因为没有一个好爸爸而难以获得上升的机会？社会总的财富虽然增加很多，底层人群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高于以往任何时期，但在贫富悬殊加大、权力导致的腐败加剧的社会现实面前，底层青年不但不会满意，反而会更加愤怒。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为什么法国革命发生的时期，并不是普罗大众生活最糟糕的时期。那时，法国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政府也开始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但那时候的法国民众觉得最难忍受，对公权力极为愤怒和仇恨。
祛除“官本位”激活民间社会
对社会底层人士上升遇阻、社会板结化的问题，应当说，执政党的高层和学者、媒体有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定时炸弹。
如何解决？大而言之，政治改革应全面启动。具体而言，我认为要在社会各个领域祛除“官本位”文化，激活民间社会，使普通人在各个领域——不仅仅是官场，都有公平的、畅通的上升渠道。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保证社会的绝对公平，阶层固化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经济发达、法制健全的美、英、日等国也一定程度地存在。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