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说：“封建毁而选举行（此“选举”非现代语境下的“选举”，而是指选拔荐举），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这当然是十分理想的状态，多数时候，一个人或一个阶层掌握权力，总希望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让权力能传之子孙。所以，汉以后的“荐举”很快就变味了，这种“推荐”的模式，理论上说是最科学的，能选出德才兼备、忠孝两全的人，但若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荐举权由豪门世宦把持是很自然的事情。“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东汉末年的各州刺史世袭，相当于独立王国，两晋由豪门大族把持政权，实质上是在帝制时代，“生出来”的模式顽固地生存。因为社会无法安定下来，统治者也没有办法长期维持这种格局：让无出路的寒门才俊为其效力，而让无德无能的“官二代”“官三代”把持高位作威作福，所以这种模式如果再成为主流，中华文明很可能会毁灭，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可以说，经过战乱不已、死者枕藉的南北朝，“考出来”的官员产生模式——科举制在隋唐时期出现并延续了近一千五百年，是中国人经过反复折腾、总结了社会动乱教训而创建的伟大制度。在靠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制度还没有产生前，“考出来”的官员产生模式无疑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的。如前文所述，当权者不会放弃让权力传之子孙的努力，即使在“考出来”的时代，“生出来”的死灰还会复燃，流行模式就是科举舞弊——以“考出来”之名，行“生出来”之实。但这样做难度较大，唐以后，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知道维护科举的公正，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实则就是维护王朝的合法性，因此对科举舞弊严惩不贷。对皇帝来说，科举舞弊之罪，仅次于“谋逆”，当一个朝代科举纪律松弛、舞弊盛行时，基本上可以说，这个王朝已是穷途末路了。因此，在科举时代，“官二代”和平民百姓一样，要通过科举才能得官，而靠捐官获得的官职不可能太高，且被整个科举共同体所蔑视。考不上举人、进士的“官二代”，无论其父祖官职多高，也只能在家当个土财主或者靠家庭的权势做买卖。科举时代，严格来说，除了皇家，是没有贵族的，只有“文化家族”，即“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利用家庭优越的条件，聘请名师教育子弟，而子弟登科为官。如清代昆山徐乾学家族和常熟翁同龢家族。这类因家境造成受教育条件的差异，在任何一个时代包括选票为王的民主社会，都是存在的。但只要程序公正，多数人对这种差异是能接受的。
迄今为止，“选出来”加“考出来”的官员产生制度是最为公正的。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尤其是担负责任的主官，都是靠“选出来”，而其他公务员则是考“考出来”。当然，这种模式必须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之下，公权力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没有任何人或一个社团能垄断公权力。如此，一则为官的“含金量”远不如专制时期——官员在社会各种监督下，有时候甚至“官不聊生”，“官二代”希望继续当官的冲动亦不存，他们更多人会选择其他职业。二则即使有“官二代”想继续为官，也必须遵循较为公正的游戏规则——像布什那样，靠选票赢得。而想以“选出来”“考出来”之名，行“生出来”之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一旦发现就是超级丑闻，会祸及其父辈乃至父辈所在的党派。如前几年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因其女被该部“量身定做”特招为公务员，媒体披露后他不得不在国民的谴责声中辞职。
孙悟空的两次“反垄断”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有两次“反垄断”的经历，都与他的结拜大哥牛魔王家族有关。一次是反暴力垄断，一次是反技术垄断。
牛魔王一家人基本上可算作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的民间精英，和悟空的成长路径相似，只是悟空被招安进入天庭体制内时，牛魔王还带着一家子在体制外折腾。所以他们再厉害，也无终极胜算。当悟空自己打不赢他们时，悟空背后体制内绵绵不尽的力量就会出来助拳，与这种力量对垒，牛魔王一家总有耗尽能量之时。
悟空碰到自己侄儿辈的红孩儿，三昧真火烧得他难以招架，只好请出观世音用净瓶里的水浇灭大火，并收服红孩儿做身边的善财童子。
红孩儿被降伏不久，师徒四人在女儿国过子母河时，唐僧和八戒误饮了河水，怀了身孕，唯一的办法只能去“落胎泉”取水饮下，方能打胎。可控制“落胎泉”的如意真仙是牛魔王的弟弟，红孩儿的叔叔，真是冤家路窄。
这“落胎泉”是女儿国的公共资源，而且十分稀缺珍贵。因为女儿国没有男人，女人靠喝子母河水传宗接代，而误饮河水而怀孕是很容易发生的事，因此打胎的“落胎泉”是全体国民必须依赖的重要资源。这样一种关系到国民健康与福祉的资源，当然需要管理，用泉水的人也应当支付一定的成本，否则就会造成过度开发，资源浪费。管理“落胎泉”的，只应该是公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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