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后的方士或许是吸取秦、汉时代徐福、卢生、公孙卿等前辈的经验教训，取悦于皇帝之道更为纯熟，不将话说得太满，譬如不再言之凿凿说何处能见到神仙，何处等寻觅到不死药……如此容易露馅。他们靠进献春药药方让帝王和权贵享受生理上的欲望，或者靠摄养占卜、符篆斋醮之术将皇帝和权贵搞得神魂颠倒。《旧唐书》记载术士叶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这基本上和今日的王林大师“空盆变蛇”、“空杯取酒”一样的路数。
唐室尊道家创始人李耳为先祖，高宗时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与后来热衷炼丹、辟谷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为创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炼丹、寻道、访仙成为了时尚。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辈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当然，唐代许多士大夫亲近道士并非仅仅为了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更多是为了追逐现实中的富贵。由于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宫禁，与皇帝和达官显贵有着亲密接触，因此其言行能影响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叶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层政治，自己在《留诗》中不无自得地夸耀：“适向人间世，时复济苍生。度人初行满，辅国亦功成。”他本人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过科举等正常方式当官，而入终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声名，进而得到皇帝赏识一举而得高官显爵，成为一种“曲线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终南捷径”。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术。宋真宗梦见神人授天书，自认为是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有这样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参知政事（次相）、枢密使（掌军政大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谓，曾教唆女道士刘德妙：“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刘德妙凿地挖得一只乌龟，带入宫禁，欺骗皇帝说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术的超级“粉丝”，宣和七年，宋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没能保佑他避免国破被俘、客死于金营的悲惨命运。
明朝最好仙道的是世宗嘉靖皇帝，他中年后长期在深宫内筑乩修炼，不问政事。大臣如严嵩等人，靠写好斋醮时献给上天的青词而得宠。道教领袖邵元节、陶文仲得以大用，邵官至礼部尚书。让一个炼丹修道的方士掌管天下名教大权，真正是斯文扫地。陶文仲被封为恭诚伯，明初辅佐太祖打江山的功臣刘伯温所得到也不过是伯爵（诚意伯）。不信或不尊崇仙道的大臣，则被冷落甚至严厉处罚。如首辅夏言不愿意穿戴皇帝赐给的道冠道袍，而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嘉靖帝，指出妖道之方术无非是骗人的把戏，竟被皇帝下旨廷杖而死！
相比较而言，清代的皇帝对待方术的态度是最为理性的。从顺治开始，尊崇宗教如藏传佛教，只是其为了“统战”的政治需要，没哪个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样沉溺于荒诞不经的方术（服用春药的皇帝如咸丰倒是有的）。
尽管从秦开始，中国历史上不乏被方术所惑的君王和权贵，但由于中国一直由理性而务实的儒学作为政治和伦理的支柱学说，方术也就只能成为权力的润滑剂和权贵的迷幻药，方士，再如何得宠，也只能是弄臣。没有哪个方士，能够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领袖的地位——如这样做基本上就等于造皇帝的反了，如东汉末年的依靠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元末依靠明教的农民起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时，萨满教的大巫师通天巫阔阔出立有大功，后居功自傲，想成为与成吉思汗并驾齐驱的宗教领袖，于是成吉思汗毫不手软地将其除去。
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帝制时代，通天巫阔阔出越过了红线，他必须死。
禁《水浒》的那些往事
施耐庵和金圣叹的“政治觉悟”
“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
这是清代顺治年间苏州大才子金圣叹被处死前留下的含着血泪幽默。后世人读到这则故事，不由得一声长叹：读书人，真命苦。
金圣叹罹祸被杀，直接原因是作为生员的他，充当了民间意见领袖的角色，在顺治驾崩后的国丧期内，组织地方士民去孔庙哭灵，抗议地方官对苏州百姓的盘剥。用血腥手段平定江南的清朝统治者对这种有胆有识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汉族读书人，决不会手软。杀金圣叹乃是恐吓天下士子，自此，江南士气黯然收敛。
金圣叹走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他对《水浒传》的精彩批点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与胆识。他认为一百单八将“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肯定了梁山水泊好汉的反抗。
《水浒传》全名为《忠义水浒传》，小说取材于北宋末年北方一场规模并不大的底层民众起义。元末明初，天下大乱，各地底层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蒙元统治，梁山水泊众多好汉的故事迎合了这样的社会背景，所以在民众中间广为流传，并不断地被加工，人物与故事越来越丰盈。施耐庵对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进行整理和再加工，创作了一部完整的《忠义水浒传》。作为一位士大夫，施耐庵对梁山人造反故事的处理是非常讲究政治的。“水浒传”前冠以“忠义”二字，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张，宋江造反的目的是为了招安，招安后受朝廷派遣征辽征方腊……这些都是施耐庵“政治正确”的体现，如此，这部书才可能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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