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金圣叹则不然，他“腰斩”了《水浒传》，把受招安、征辽、镇压方腊等回目全部砍掉。而且他在批点文字中，高度褒扬了反抗性强的鲁智深、武松、李逵诸人，处处贬损以造反为手段、目的为受招安而做大官的宋江、戴宗诸人。如此，腰斩后的《水浒传》只剩下造反的故事了，全书凸显的主题成了“造反有理，招安有罪”，完全没有了忠于朝廷的“政治正确性”。
金圣叹何其大胆，他的结局，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
施耐庵虑及统治者，给《水浒传》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宋江诸人受招安的结局，一定程度淡化了统治者对这部书的反感，但毕竟读者看重的是生动曲折的故事和活灵活现的人物，《水浒传》处处生动地描写了官员的贪婪残酷，下层人走投无路的反抗，也在许多细节上渲染了反抗行动的暴力和血腥。《金瓶梅》这类小说，主旨是以西门庆纵欲而死的下场宣扬淫荡无好报的因果，但因具体场景描写过于露骨，因此被列为“淫书”。相似的理由，《水浒传》从成书伊始，就不招统治者待见，在不同时代被列入禁书名单。
从“世人耽嗜”到“不合时宜”
朱元璋以造反起家，建立明朝的功勋集团不过是成功的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但屁股决定脑袋，造反者在反抗暴政时，秉持的是“造反有理”理念，梁山水泊的故事应该曾激励着元末大大小小的造反者——包括朱元璋和他的部下。一旦造反者打下江山坐了龙廷，就得防备别人造反，宣传的则是“造反有罪”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水浒传》成书不久，流传还不算很广，屡行“文字狱”的太祖没有就这部书下过禁令。朱元璋死后，明朝处于上升阶段，国力和民生状况都不错，社会矛盾没有那样剧烈，明朝统治的道义合法性还比较充足，因此，《水浒传》的传播没有受到官府大规模的干预，甚至一些士大夫非常推崇这部奇书。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靖）隆（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水浒传》从嘉靖起的一百多年间，刊印了三十一次。而到了崇祯朝，社会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朝统治者面临着元末蒙古统治者的相同危局，大明国遍地烽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纷纷起事，更有山东李青山在梁山故地聚众造反，明朝社稷危若累卵。《水浒传》此时变成了统治者眼中最不合时宜的一部书。
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四月，刑科左给事中左懋第向皇帝上书，请求朝廷颁令焚毁《水浒传》，奏章言：“一曰焚贼书、易贼地名、正其必不肯作贼之心。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也就是说，左大人把《水浒传》看做“造反教科书”了。崇祯皇帝从其意，下旨“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水）浒传》”。这是《水浒传》问世后第一次遭到最高统治者的禁毁。
但禁《水浒》也挽救不了大明江山。两年后，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
清朝入主中原后，作为一个异族统治者，清王室是在明朝内部起义军和官军内斗两败俱伤而得渔翁之利的，它对底层的造反更为警惕。因此，满清统治者进了紫禁城不久，就开始大规模禁书。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五次下旨禁“淫邪”之书。雍正、乾隆继承且强化了这一政策。有意思的是，朝廷禁书，首先打的是“扫黄”的旗号，要求禁毁那些“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的小说，渐渐地，“扫黄”扩大到“打非”，《水浒传》这类宣扬暴力反抗的书列入禁毁之列。乾隆十八年，上谕第一次点名批判《水浒传》，禁止将《水浒传》翻译成满文——可见当时《水浒传》之流行。第二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上奏：“阅饬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胡御史在上奏中翻出九十多年前被杀的金圣叹“妄加赞美”《水浒传》的旧事，更把这部书定性为“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皇帝准其奏议，下旨曰“《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
丁日昌父子的禁书闹剧
清朝最大规模的一次禁毁淫邪、暴力小说、戏曲，是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的。丁日昌是广东人，但长期依附曾国藩、李鸿章，属于湘军系高官。他参与了和太平天国的战争，目睹了底层人士造反的巨大冲击力。湘军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攻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城，四年后任江苏省最高长官的丁日昌即上书请禁毁《水浒传》，显然和当时历史背景大有关系。
对丁日昌的奏请，朝廷自然批准，并诏令天下：“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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