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再进一步分析，地方官员这样做是经过仔细的利益算计的。本来天灾难免，政府并没有太大的责任，而强行火化尸体，将死者家属的愤怒引向政府，看起来很不合算。但具体办事的官员自有他的考量。他们害怕死者亲属拿“死人压活人”。当一些死者的亲属看到亲人尸体被挖掘出来的惨状，或许会产生不理性的行为，拿尸体要挟地方政府。这不是没有可能，当真如此则当地政府短时间内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将死者尸体焚化，家属再愤怒也无法凭借尸体来占据悲情高地，善后的主动权就在政府手中了。至于从长远考虑，这样的行为伤害死者亲属的感情，违背公序良俗，给本来就脆弱的政府公信力造成雪上加霜……被主事官员罔顾了。因为，这样的伤害对处理事件的官员本人来说，好处远远大于害处。这就是“饮鸩止渴”式的维稳方式盛行的根本原因。止的是办事官员自己的“渴”，伤害的则是社会道德和政府公信力这两块“公共牧地”。
拿“死人压活人”乃弱者不得已
笔者的故乡湘中一带，农村里有着“打人命”的传统。如果一个妇女因家庭纠纷服毒自杀，娘家宗族会聚众而来，不许尸体下葬，并借此大闹，往往搞到婆家倾家荡产。
这种做法当然是违法之举，不是什么值得发扬光大的传统。但如果考虑到这种风俗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以为应予以理解和同情。在传统中国社会，女人的地位是很低的，出嫁后受婆婆虐待遭受丈夫的暴力并不少见。女人权益的保护不是靠法律，而是靠娘家的势力。一个女子因为家暴服毒自杀后，法律很难为死者主持公道，往往只能由娘家的宗族出面大闹一场，给婆家以惩罚。用现代法治眼光来衡量，这种行为是野蛮的，庶几近乎私人复仇。可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看，这种方式确实能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一定程度让对妇女实行虐待的人有所忌惮。
拿死人压活人，这种与现代法治精神不合的救济方式，不独在民间社会有，同样也存在于庙堂。明代嘉靖初期的“大礼议”便是如此。明武宗正德帝死后，无后嗣，也无亲兄弟，于是武宗的叔父、封藩于湖北安陆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武宗的堂弟，按照礼法过继给死去的大伯孝宗为子，入承大统，是为嘉靖帝。可嘉靖帝登基后不久，就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而称孝宗为皇伯父。这样一来，孝宗就意味着绝后了，帝系发生了转移。满朝多数文官决定站出来捍卫礼法，于是一些官员跑到左顺门前大哭，高喊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庙号和孝宗的庙号。这就是企图拿死去的皇帝来反抗活着的皇帝滥用权力，彰显此举合乎道义。臣子拿皇帝没办法，不得不如此。
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拿“死人压活人”的行为，尽管许多时候做得很过火，但没有绝迹而且往往有一定的效果？我认为原因乃是：文明的社会，一定会尊重死者。所谓“死者为大”，尊重死者，实则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很难想象，一个对死者尸体不善待的族群，怎么可能尊重生命呢？所谓死生大事也，有生必有死。对生的态度和对死的态度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丧仪和对尸体的处理方式当然可以改变，比如土葬可以变成火葬，但前提是不能舍弃对死者尸体的尊重之意。譬如按照死者的遗嘱处理，无论火化还是捐献给医学院解剖，都体现尊重。或者按照死者生前信奉的宗教进行处理，比如一些高僧死后火化，亦是如此。
离开传统，离开具体的生活方式谈“文化软实力”，往往大而空。
读《申报》的湘西少年
一九一七年，后来蜚声中外的大文豪沈从文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这个年纪，搁在今天应该是一位在校的中学生。而沈从文循着那个年代多数湘西少年的谋生道路，过早地去阅读那本“社会大书”，当了一位“娃娃兵”。
在封闭的湘西大山里，沈从文随着部队在沅江流域的一个个小城镇辗转换防，目睹了太多的杀戮与人生悲剧，多情而忧郁的沈从文讨厌这种生活，却不知道如何告别这种生活，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来自大上海的一张报纸和一套辞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从文自传·姓文的秘书》中，沈从文回忆，部队驻扎在怀化镇时，沈从文因为通文墨，办事认真，已经被提拔为军队的文书。为了显示一种军人的豪气与不羁，沈从文学着其他的老兵，故意行为粗鲁，说话脏字满嘴，“不拘什么人，总得说，‘那杂种，真是……’”。军队新来了一位温和文雅的文姓秘书，劝说沈从文不要以粗鄙为荣：“莫玩这个，你聪明，你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多少好事情可学！”
沈从文与年长的文秘书结为朋友，文秘书充当了他的人生导师。
在此之前，沈从文的书本知识主要来自中国传统的典籍，如私塾时读的“四书五经”和《秋水轩尺牍》《西游记》那类杂书。一个晴天，他在文秘书的行李箱里，发现两本厚厚的书，书脊上写着“辞源”两个大字。文秘书告诉沈从文，“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你想知道的各样问题，全部写得有条有理，清楚明白。”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