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供职的单位，正对着北京徽商故里酒店，这家酒店是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办的，这里的“徽菜”十分地道。这家酒店打了两张牌：黄山和徽商。黄山的知名度自不必说，除有“黄山归来不看岳”的奇秀之景外，黄山市亦是安徽省所辖的重要地级市。明清两代，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足迹遍天下。这家酒店的包间以徽州府六县以及徽州籍名人为标号，有一次我应一位皖籍朋友之邀去赴宴，主人订的是“婺源厅”，相邻不远的包间是“朱熹厅”，我笑言：“安徽人没法忘记婺源和朱熹。”
这些年，仍有皖籍人士在媒体甚至全国“两会”上呼吁婺源回皖，但牵扯到一个名县的行政区划变更，十分敏感，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理由十分充分。而令不少持此主张的皖籍人士尴尬的是：婺源自古是徽州府所辖，但现在徽州却被丢失了。一九八七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地级黄山市，原徽州六县之一的绩溪划归宣城。黄山市的辖区，大致相当于原徽州府的歙、黟、休宁、祁门四县。当然，现在黄山市还有一个“徽州区”，但其辖区只是原来歙县的几个乡镇。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许多地方为旅游带动经济，纷纷将历史悠久的行政地名改为辖区内的知名景区名。徽州改黄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还有湖南大庸市改为张家界市，四川南坪县改为九寨沟县。一个地区的风景名胜地知名度提高，何必依靠景区名代替行政名呢？明代大文豪汤显祖在其《游黄山白岳不果》中写道：“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白岳是歙县另一个名胜地齐云山，可见那时候黄山已十分知名。在权力主导一切的时代，所有的资源都由权力调度，亦为权力的“中心任务”服务，连行政地名亦是如此。
古代徽州因山多田少，农耕难以养活那么多人，徽州人为了生存，只有两条路：读书做官和做买卖。此地文风鼎盛、商贾遍天下可说是逼出来的。商人挣了钱，其主要用途是回家盖豪宅和培养子弟读书。徽州商人积攒的财富通过一代代文人的著作和留到现在的古村古镇，发挥影响至今。
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徽文化”实则是在不断被边缘化的。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经济，自由流动的“徽商”无用武之地，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一地的工商业的发达主要依靠地理优势，农耕帝国时代形成的“徽商”传统，中断多年已无从续接；二是因整个安徽省的政治中心北移。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间，安徽的省会在安庆，安庆和徽州、池州、宁国等府在长江流域，安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南部。这些地区经济一体，风俗、文化相近，可以说，安徽省是一个有着南方文化气质的省，以徽州六县为依托的“徽文化”，扩大为整个皖省的代表文化亦无不可。出于战略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处于江淮之间的合肥成为省会，淮河流域的文化似乎占了主流。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相差实在不小，胡适先生晚年滞留在纽约，合肥籍的唐德刚成为其入门弟子，胡适对这位同乡晚辈很看重，常常说我们家乡云云。唐德刚后来在著作中提到，尽管胡适早年在北平时和唐家长辈多有来往，但合肥的饮食、民风和语言，和胡适先生故乡徽州绩溪实在大不一样。晚清以合肥籍李鸿章为领袖的淮军，其将领多出自民风强悍的淮河流域，如果冠之以“皖军”“徽军”显然不合适。而袁世凯虽是河南项城人，但项城在淮河流域，袁的养父袁保庆是淮军名宿，袁世凯本人也继承了淮军的政治遗产。
即使一个完整的“徽州”回归，人们还能找回失落许久的“徽州梦”吗？徽州的南方气质能否更多地影响安徽乃至全国？
站在草原和农田交界处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日正午，我站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驼峰岭上。阳光直直地照射着，天上一团团白云如伸手可及的棉花糖。
我还是南方乡村的一位少年时，就知道大兴安岭，知道唱一首老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
走上这呀高高的兴安岭
我瞭望南方
山下是茫茫的草原呦
它是我亲爱的家乡呦
这首歌歌颂的是在新的国家里，少数民族和汉族兄弟一起，在野草滩上建起了厂房。这是历史的写照，也写出一个古老的国家建立起一个新政权后执政者的豪情和紧迫感：尽快工业化。工业化是过去一百多年富强与进步的标志。
我的脚下是宛若镶嵌在森林里一颗蓝宝石的驼峰岭天池，再往东望，是茫茫林海。我知道，林海的尽处，是广袤的东北平原，那里有中国最肥沃的农田；往西看，不远处即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和蒙古国的大草原在那里交汇。我知道自己站在中国最重要交界线上。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的人口密度分界线经过此地；造成人口东西疏密巨大差别的四百毫米降雨线亦从此经过。这条降雨线以西，是草原、大漠、雪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场；而在以东，坚韧而勤劳的汉族，一点点扩大自己的垦殖范围。
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过去的三千年里，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相互战争和融合的“风口”，绝大多数时候，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人，并不是这块土地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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