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生于末世运偏消
辛亥年十一月初三（公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宣布脱离清政府而自治不到一月的四川省省会——现在应该称“大汉四川军政府”首府成都，已是寒意袭人。平时此刻街市行人稀少，今天却大不一样，城中心皇城明远楼前，一队军人抓住一个只穿着内衣、还留着辫子、须发斑白的老人，一个高大魁梧的军官在宣布他的罪状。而老人破口大骂这个军官“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但于事无补。很快，几个汉子上前将这老人砍头，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这位被杀的老人，便是曾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宣布他罪状的那位军官是曾为其属下、并受过他和兄长赵尔巽提拔之恩的尹昌衡，时为四川最高长官即军政府都督。
哥哥留下来的烂摊子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最终清室和平逊位，最大限度避免了流血，应该算得上一次比较和平的权力更替。各地的独立，基本上是士绅和革命党出面，逼着旧官僚和平交权。多数清朝官员受到了善待，包括北京城的王公贵族，即便没有了“铁杆庄稼”可吃，但人身权、财产权并没受到多少侵害。赵尔丰是辛亥那一年巨变中被杀掉的最大的官员，另一位和他同级别的端方，也被部下杀死在四川。辛亥革命期间，清朝封疆大吏仅有三个人死于非命，还有一位是山西巡抚陆钟琦，级别低于总督级的赵、端。清政府两个能干的高官，都横死在四川，让人感叹历史的吊桅。
赵尔丰家族算得上清末的政治豪门。赵家属汉军旗，父亲文颖进士出身，在知府任上因抵抗太平军战死，遗下的四个儿子作为“烈属”得到朝廷的善待。赵氏四兄弟也非常争气，大哥尔震、二哥尔巽是光绪十三年的同科进士，老四尔萃光绪十五年中进士。尔震官至工部侍郎，尔萃官至道员。四兄弟中，官做得最大的是尔巽和尔丰，都是一品大员总督，老三赵尔丰虽是捐班出身，但胆略、见识都强于其他三位正途出身的弟兄。由于英国实力进入藏区，挑动藏族高层脱离中央政府，驻藏大臣被杀害，川、滇、藏交界地区局势十分复杂。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赵尔丰随川督锡良入川，先后任永宁道道员、建昌道道员，开始了他经营川边、平定藏区的生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七月，清政府成立了相当于省级建制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他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实行“改土归流”、发展藏区文化教育、改良残酷剥削底层藏民的“乌拉差”（无偿为领主和官府提供脚役），而对分裂势力毫不手软。在任边务大臣期间，自然也有杀戮之事。但在当时内地多数士绅眼中，这种行为是为了拱卫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不得已之举，是功而不是过。
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六（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赵尔丰被清廷调任四川总督，而此前任川督的是其兄长赵尔巽，因调任东三省总督而将大印留给亲弟弟。——在同一个总督位置上兄弟相继的“盛事”，以前只李鸿章兄弟有过。
此刻，清廷的寿命已经进入倒计时，末世之象随处可见，赵尔丰接手的已不再是一份美差而是一个烫手山芋，“保路运动”正在全川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保路运动”中各派势力的角力
“保路运动”，概言之就是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明发上谕，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为“国有”，直接引发民间反对清廷的风潮。
清朝末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铁路潮”，和铁路刚进入中国时朝廷大佬普遍抵制相比，此时朝野一致认为铁路是发展经济、充实国防、增强国力的新兴事业。中国人干什么都喜欢“大跃进”，那时候搞铁路也不例外。于是，在地方官员和士绅推动下，筹备建造汉口至广州，汉口至成都两条干线。这两条干线即使今天看来，也是耗资巨大的工程，而朝廷没钱，怎么办？搞民间集资，成立公司，发行股票，铁路修成后按股收益。这本是现在市场经济中不错的办法，川、粤、湘、鄂四省民间十分踊跃，特别是四川，集资最多，上至田土千顷的财主下至引车卖浆的小商贩，纷纷倾其所有，购买了铁路股票。
市场经济本是法治经济，其要义是不论谁（包括政府）都应按照契约办事。但信奉权力至上的清廷仅仅把发行股票这类方式看成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自己没有守约意识。它看到有利可图，就悍然将铁路收为“国有”，这一下，民间舆论炸窝了。由于广东华侨多、又是“乱党”发源地，和洋人关系甚密，朝廷得罪不起，答应全额退款；而湖南自湘军崛起后，占据朝廷和地方要津的湘籍官员甚多，且十分维护家乡利益，湘人素来强悍，朝廷也得罪不起，湖北筹集资金最少，自古两湖一体，于是这两省的筹款也退了。独独四川，数额太大，也由于种种原因包括选址的不当、管理层的贪腐，川汉铁路寸路未修，川人筹集的一千五百万两花了一大半，清廷不但不愿意全额退款，且将余下的七百多万两截留。这就彻底激怒了四川人。因此，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举行集会，痛斥“川汉铁路国有”政策的倒行逆施，提出“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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