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很少有人会对所有问题都保有确定意见。如果他们被要求为限制二氧化氮和控制无限制借贷投票，很少有人会投票。因此代议制民主并不意味着代表要成为选民的密码，而是全体民众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控制政府政策的大方向。比如，民众想要提高教育质量，他们会将具体措施留给立法人去决定。而现代民主的精髓就在于民众与立法人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E.E. 沙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对此作过精辟的总结：
民主理论的明智开端是区分人们能做的事和他们不能做的事。对民主运动可能造成的最大伤害是把民众当作神秘的、万能的上帝，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多数人无法靠纯粹的数量来做的事。就这点来说，民主的一般定义会让我们自欺欺人。
多数决定 人们很少会全票赞成政府的重要决定。一些派系支持，另一些派系就会反对。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古希腊民主的多数人决定制。但是现代民主的新理念是多数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权利。为了保护少数人权利，很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于政体之外的司法体系。
少数人的意见很重要。也许今天流行的观点过去就是少数派的观点。大多数国家政策之所以成为法律也是因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冲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派的意见逐渐被普遍接受，许多多数派意见却被证明是不明智、不切实际和有害的。如果少数派意见被忽略，多数派意愿就会成为“多数专政”，成为实际暴政的先兆。
异议权和反抗权 与少数人权利相关，民众对他们认为错误或不合理的政府行为享有反对权。1776年《独立宣言》对该项权利作出明确表述。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曾在反对1846年与墨西哥战争时为非暴力反抗作过最经典的美国式辩护：“所有人认同革命权，即人们有权拒绝效忠并且抵制专制或无能的政府。”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也受到梭罗影响，他领导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最有名。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强调以公民的方式抵制，即既要进行反抗行为，又要注意采取非暴力方式，不能违反法律。这项主张和运动引人注目，迫使统治者反思。最终甘地和他的追随者成功使印度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
一些人认为非暴力反抗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个人行为，另一些人要将其组织起来形成规模。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他领导的1960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力地挑战了地方种族歧视法律。马丁·路德·金和其他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成员经常遭到逮捕，但当联邦法院审理该案件时，就会宣布歧视性法律不符合宪法。他们坚持不懈的运动改变了美国法律和美国精神。如果没有非暴力反抗，少数人的诉求将得不到伸张。
政治平等 民主政体中，所有成年人（年龄等于或大于18周岁）都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一人一票。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竞争进入政府公职，但评论家指出公民竞选公职要耗费大量财力，还需要有种族和宗教关系。但是，迫于少数人诉求和非暴力反抗的压力，民主对越来越多的人开放，同时担任政府公职的人也越来越平民化。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胜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众咨询 大多数领导人意识到要想进行有效的治理，就要知道民众所想，并且对他们的需求作出回应。公民是否受外国战争、税收、失业或者油价上涨困扰？聪明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要采取温和的措施。美国公众因为对医疗改革的质疑而反对奥巴马。领导人会持续关注民意，并且采取民意测验。媒体会创造机会实现领导人与公众对话。新闻记者在新闻发布会和采访中会就热点问题向胜选官员提问。社论和读者来信反映民众意见。
最近几年，批评家指出美国官员经常依赖小团体选民意见，因为它们组织完善，具有发言权。多数美国人支持控制枪支，但美国步枪协会阻止强制控制立法。美国政府在2008年更多听取财团而不是普通民众的意见。
新闻自由 独裁者无法容忍自由的和批评性的大众媒体。民主政治却离不开这些媒体。据记者无国界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显示，评判一个国家民主程度最简单的方式是看该国媒体是否批评政府。没有批评就没有民主。现在一种反民主的手段是：利用诽谤法阻止媒体对政府腐败的报道。媒体提供事实，唤起公众意识，促使统治者对民众诉求作出反应。没有自由批判性的新闻媒体，统治者就会掩盖错误行为和腐败，混淆视听哄骗民众。
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媒体报道太尖锐，它们自动采取与政府对立的立场，降低政府的权威并削弱了这个国家。也许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是在民主制度下没有一种机制决定什么样的报道是过火的。对鲁莽报道的检查由竞争性的杂志、频道、博客等实施，这些媒体相互辩驳，被称为“言论自由市场”。公民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可以自己决定指控是否准确。美国媒体被半开玩笑地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
实践中的民主：精英主义？多元主义？
政治权力即使满足了民主的所有标准，也不易对其实行均匀分配；一些人将享有很多政治权力，而另外许多人没有或很少。政治学家认为这种权力的不均衡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精英作出实际决策，民众一般遵从这些决策。关键争议在于有多少精英会对民众负责。精英理论家认为精英很少负责，多元主义者认为精英基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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