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美国人忽略党派标签，或者认为自己是“中立派”而分散选票，或者不按以前的党派登记来投票。这种倾向警醒了一些政治学家，他们把这称作选民的“解组”（dealignment），即选民不再把自己与一个政党拴在一起（见第12章）。由于缺乏政党的认同感，这些选民日渐敞开心扉接受媒体的政治劝说，尤其是电视。2004年，大部分美国人相信，布什能够提供300万个海外就业机会，而克里将把税率提高350倍。他们相信了这些荒谬的电视宣传。
电视所有权及其控制
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政府对通信和媒体的控制最少。自从电报发明以来，美国政府就退到了幕后，让私营公司涉足通信行业以赚取利润。在欧洲则恰恰相反，电报很快就像电话一样被政府的邮政系统接管。考虑到宪法第一条对言论自由的保证以及社会中存在的自由企业文化传统，美国政府自然不想插手通信和媒体行业。对欧洲国家来说，它们拥有中央集权和家长制的传统，政府对电信的控制就像对铁路的所有权一样理所当然。现在欧洲的电视已经有一部分是州管理和私人运营了，这两种运营形式都要对政治党派的报道持续收费。
美国的非家长主义造就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广播电视，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随着收音机的大量增加，电磁频谱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个电台，它们彼此竞争，都试图把对方赶出去。为了结束这种混乱局面，1927年的《无线电法》表明广播电视应该服务于“公共利益、便利和需要”。联邦通讯委员会监管广播但无权监管电台的节目内容。
怎么做 ◇ 界定变量
你必须对所使用的变量进行界定，以使自己和读者不至于发生错误。这就意味着经过深思熟虑将考虑范围收窄。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关注。你会发现，有些国家具备民主政体的某些特征，但并不是全部。一个好的定义会让你把讨论置于合适的领域。你可以把总统选举年经济的下降界为“困难时期”，然后来看是否会因此而失去选票。
即便是“投票”这样的概念也需要缩小范围。我们指的是基层的、地方的、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我们无法比较2008年总统选举和2010年国会选举的投票率。总统选举的投票率要高一些。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同样层次的投票，如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
更为困难的是宽泛的、模糊的术语带来了情绪化的问题，如“孤立主义”。我们如何证明来自特定地区或政党的参议员更像一个孤立主义者？如果你向他们提问，所有人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这一名词暗含着“忽视”之意。你应该用一个意义更窄的词汇，例如“不干涉主义者”，并言明是指反对美国向海外派兵。这样，通过调查参议员的投票记录，你可能会发现不干涉主义的模式。
我们得到糟糕的服务？
美国的大众媒体并没有给美国人提供很好的服务。首先，新闻报道具有高度的选择性，通常会过分重视某些方面，而又忽略其他方面，这被称为“结构性失衡”。总统及其幕僚占据了一半以上分配给联邦政府的新闻时间。总统天然地比其他政府部门更具可看性和戏剧性。记者、编辑和制作者都担心，如果他们多花一点时间在国会或者法院上，读者和观众就会感到厌烦。总统的行为的确远远比国会或法院更为刺激、有趣。他出入直升机、迎接外国领导人、到海外旅行、卷入丑闻，这都为电视提供了很好的镜头。国会受到关注时，一般是某个委员会面对一个紧张、有争议的或有敌意的证人。委员会的成员抛出指控的问题，而证人有时结结巴巴地否认，有时爆发出咆哮。那是很好的戏剧性场面。至于国会其他的事务，则是相当晦暗无趣的。法院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障碍：大多数法庭禁止拍照。于是美国人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白宫做了最多的事情而且拥有最多的权力，而国会和法院则算不了什么。
行政部门和州政府也被忽略了。大量的部门、机构和文官在治理国家，但是“面无表情的官僚”只是乏味的采访对象——有的不允许采访——联邦的限制是不明智的。许多未来的新闻题材被埋没在官僚机构里。什么机构运用什么样的标准允许深海采油？媒体直到发生大量油泄漏才会关注它。哪个部门按照合同把数百万美元转移给总统竞选中的贡献者？金融行业的风险和欺骗一直存在了许多年，监管机构和媒体却毫无反应。哪个联邦机构来判断商业航空公司是否制定了足够的安全标准？新闻媒体甚至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它们只是等到出了大事后才表示震惊。政治的真正内容和素材藏在联邦机构里，但是媒体很少注意它。
对州政府的关注更少。它们没有国家级的媒体——大广播公司和精英类报纸——有的只是地方级媒体，那些是小镇上的报纸和广播。州一级的媒体是没有的，部分是因为州不是广告商关注的“市场区域”（人口中心）。因此，除了州政府所在地，关于州政府的新闻极少，即使它们有时也非常重要。
对全球范围的事情，新闻媒体也总是要等到发生点什么才会去关注、报道。除了精英媒体以外，媒体很少对可能有麻烦的地方作背景报道，于是，当恐怖袭击打击美国或东亚出现金融危机时，大多数美国人感到惊讶万分，其实本不该出现这种情况。即便是最温和的报道，也会让美国人意识到日益上升的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美国媒体在这些地方没有长驻记者。拉丁美洲对美国非常重要，但媒体几乎把它给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骚乱的世界里，而美国的媒体不到暴力发生是不会去关注的。媒体的从业人员对自己的定位是：提供“好看的东西”比分析和警告更重要，这就造成了美国人面对事件时的震惊与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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