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单一问题利益集团仅仅关注一个问题，而且程度非常深。一般而言，它们的问题都是道德方面而非利益方面的，因此很难折中妥协。最著名的单一问题利益集团是反堕胎或生命权运动。1973年，最高法院判决，州不能武断地限制妇女堕胎的权利。许多罗马天主教教徒和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极为震惊，因为他们笃信生命开始于怀孕的那一刻，而流产无异于谋杀一个生命。“赞成生命”运动的成员，反对联邦或州的医疗资金用于堕胎，他们还希望修正宪法，宣布堕胎为违宪。反对他们的是“赞成选择”运动的成员，许多与妇女运动是相关联的。女权主义者认为，是否堕胎是妇女个人的私事而无关他人，这种选择的权利成为妇女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也是妇女从第二等级地位解放出来的一个重要部分。
反堕胎者使得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日子非常难过。他们对议员们在税收、工作、国防等方面的立场并不关心，唯一关注的仅仅是他们在堕胎问题上的态度。他们要知道，该议员是赞成还是反对堕胎，而那种模棱两可的中立态度——议员们面对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所惯常采取的权宜之计——是不存在的。试想，你怎能在堕胎问题上保持“中立”呢？许多选举的结果取决于堕胎问题。同时，“赞成选择”运动的力量也组织起来，甚至发展成暴力，去抵消“赞成生命”运动的力量。2005年特丽·夏沃的案件中，对于是否中断这个昏迷中的女人生命，也引起了“赞成生命”运动支持者的关注。
其他的单一问题利益集团也出现了，比如在公立学校中设立祈祷仪式的问题、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这和上面提到的堕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道德问题”。此外，在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影响下，枪械控制也成为一个主要的关注领域。强大的全美步枪协会反对支持枪械控制的组织。上面的所有议题都使竞选者很难受，他们希望选民就自己更广泛的立场来进行判断，而不是局限在一两个难以折中的议题上。
规模和成员
显然，组织规模和成员支持的程度可以给利益集团带来政治影响力。美国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利益集团是美国退休人员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其拥有4 000万成员（占美国人口1/8），其中大多数人都受过教育、富有影响力并积极致力于维持和增进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两大政党都宣称要保留这两个庞大的项目。这个协会跺个脚，国会山也要抖三抖。
不过规模并不是使利益集团拥有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金钱以及集团活动的强度常常超过规模的力量。拥有充足资金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得到许多福音派教会成员的支持，以保证国会支持以色列。全美步枪协会非常成功地与枪支管控法律作斗争。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全美步枪协会这三个利益集团被认为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团体。如果所有因素都是等量的，一个大的利益集团当然会比小的利益集团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可惜这些因素并不是等量的。
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赋予利益集团以政治影响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社区群体内有影响的人物，多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收人人士，他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组成了美国医学联合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的医生们凭借其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在华盛顿的政治地位。同样，当美籍日本人在教育、职业和专业上的地位不断攀升后，他们的日裔美国公民联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JACL）就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并且就二战期间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的对日本人的违宪拘禁行为，赢得了美国政府的道歉，他们还希望进一步得到赔偿。另外，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宣称自己代表上百万的美国黑人，但实际上它的影响力很小。代表满含怨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集团的声音，可能是最少有人倾听的。
接近途径
如果政府不愿意听从利益集团的意见，那么金钱、规模以及关注的问题就都不那么重要了。利益集团多年精心培育的与议员和政府公务人员的关系，目的就是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当一个利益集团与政府某部门建立起稳定和可接受的关系时，用约瑟夫·拉帕隆巴拉的话来说，就意味着它可以享用结构性通道（structured access）。国会中的希腊裔议员，很自然地会接受希腊在有关土耳其、马其顿、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来自密歇根州的议员也非常愿意讨论关于汽车工业的问题。美籍阿拉伯人对犹太人享有众多接近国会山的途径极为不满，他们也组织了自己的利益集团，试图获得同样的通道。这些通道本身无可厚非，它们是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的正常组成部分。
不过，假如利益集团缺乏沟通的途径时，会发生什么呢？多元主义者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事实却是明摆着的。黑人和印第安暴力分子就争辩说，没人倾听他们的声音、没人严肃对待他们的要求，只有当城市贫民区和印第安保留区的暴力行为发生时，华盛顿才会关注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拥有大量接触政府的途径，而穷人和没有组织的人们却没有如此的通道，可以说，有时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暴力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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