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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传_高昌【完结】(12)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场移到了中办楼外的空场,人们刚刚落座就见一辆大卡车开了进来,装了一车水灵灵、红艳艳的西红柿。公木也和大家一起一拥而上,一人拿了一个西红柿大吃起来,鲜红清凉的汁液顺着嘴角流淌。西红柿在当时是很稀罕的,据说是从前一个西班牙神父从国外带来的种子,后来在延安桥儿沟引种成功。算是延安的特产。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局部,毛泽东身后第三人为公木)整个下午的发言讨论结束后,摄影家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参加会议人数说法不一:一说“七、八十人”,见秦燕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文艺界的一些情况简介》,《文物》杂志1972年5月号;又见金紫光:《幸福的回忆》,《北京文艺》,1977年第5期。另一说“一百人左右”,见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文艺论丛》第1期,但仔细数一下照片上的人数,是106人,其中一人只露出一顶帽子,脸部被前面的人遮挡住了。)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公木的右侧是后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曲作者寄明,左侧是剧作家于敏,前面是他在北师大就读时的老师、历史学家范文澜,身后是音乐家杜矢甲。照片至今悬挂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从毛泽东所在位置往后数到第3个人,很容易找到那个戴着军帽的小伙子——就是公木。当时他略低着头,脸上带着憨厚的微笑。小小的个子,瘦瘦的身影,挤在一个熠熠生辉的文化星座之中。

  第三章(3)

  延安革命纪念馆主编的《延安革命史画卷》也提供了一份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合影者的名单:“前排左起:康生、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草明、田方、毛泽东、张悟真、陈波儿、朱德、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二至五排:李卓然、林默涵、天蓝、江丰、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陈伯达、傅钟、萧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滨、干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石鲁、曾克、周立波、高阳、雪苇(即刘雪苇)、蔡若虹、陈叔亮、金紫光、周扬、艾青、钟敬之、李丽莲、潘琦、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寄明、公木、范文澜、杜矢甲、于敏、张仃、陈荒煤、严文井、何其芳、张铁夫、阿甲、刘志仁、张季纯、张贞黻、张望、李又然、李元庆、佟天林、向隅、华君武、萧军、郭小川、柯仲平、古元、郑景康、胡一川、马健翎、张寒晖、马达、王朝闻、杨赘、王大化”。其中包括公木在内的89人的名字是没有争议的,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则因为年代久远、画面模糊不好辨认或当事人记忆有出入等原因,有些不同说法。另外,这份名单中出现的共计103人,也还不是参加会议的全部人员名单。因为参加合影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会议全部代表。会议正式代表名单,是毛泽东委托李伯钊、周扬一起拟订的,经中央同意后,发出正式请柬。这些代表基本上都是参加革命,并且当时就已经比较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但代表名单上的人没有都参加合影,一种情况是从前线赶回延安,路途上耽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收到请柬,但拒绝参加,比如高长虹,他认为自己到延安要放弃文学,研究经济。还有,名单上没有的人,自己跑去旁听了,正赶上第三次会议照相,就留下了身影。有的人参加了前边的两次会,第三次会没有参加,合影时就没有,像吴亮平、吴奚如就是。据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姬乃军和姬睿考证,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17人。出席会议的作家、艺术家、记者、文艺单位负责人共112人。合影过后,大家吃晚饭,天已经晚了。毛泽东作了讲话的“结论”。

  公木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在“大众化”的问题上,纠正了自己头脑中潜意识的“化大众”的偏向。也就在这次座谈会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公木来说,这是一个新提法。而作为参加会议的唯一一个正式部队编制的“兵”,他对这一提法感触更加深刻。公木认为毛泽东说出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中积累的问题,说出了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中所发生的问题,说出了当时人们心中所有感到迷茫困惑的问题。

  公木后来曾在回忆这次座谈会的《书怀》一诗中写道:

  父母生身党给魂,骄阳霹雳炼精神披丹谛领一席话,含笑嘉歌八路军。

  没齿缅怀延水暖,有情永忆瀛风薰。

  东方红续成三叠,脉脉铭戟寸草心。

  延安文艺座谈会

  第四章(1)

  第四章被抢救的“旗帜”

  座谈会以后,“工农兵”三字成为“熟语”,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文章和议论中。作为参加了座谈会的“工农兵”中唯一的那个正式部队编制的“兵”,公木回去以后,同样怀着一种高昂的情绪考虑文艺室的工作,更加明确了“工农兵的方向”。他认为毛泽东在人们习用的“工农”一词之后缀以“兵”字创造出来的这一新词汇,无异于是对他们军直政治部文艺室提出的“写兵”与“兵写”主张的肯定。所以,公木兴致勃勃地拟定了一些计划,还准备趁热召开一次鹰社全体成员会议,把座谈会的精神加以讨论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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