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新诗的诞生和发展，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这一前无古人的崭新文体的“截然异质的突起的飞跃”（胡风语），是本世纪中国文学最高成就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诗龄长达七十多年的老诗人，请您谈谈“新诗”为什么名之曰：“新”？
公木：中国新诗亦即现代诗歌，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而形成的。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属于现代，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是现代意义的诗歌，这也就是新诗之所以新的所在。就其主流说，它的特征主要为：(一)它是以现代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为思想基础的，集中表现在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民运、民族命运的关注，以及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从未有过的加强。（二）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胡风语），完成了完全独立于传统的诗词之外的崭新的新诗体，并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新传统。（三）不断接受外来影响，使之融化在自己民族风格中，在语言铸造和诗意运营上，逐渐增加了它的世界性色彩。（四）现代新诗完成了旧传统的打破和新传统的建立，但打破或者叫决裂，并不意味着割断，而只能是扬弃与吸收、批判与继承，也就是推陈出新。
高昌：无论是“街头诗”，还是30、40年代的“红色鼓动诗”（甚至可以包括进蒋光慈、蒲风乃至殷夫的一些作品），都仿佛是分数的分子，如果以时间做分母的话，好像分母越大，其值越小。您在“左联”时代就已开始文学活动，又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身参加者，我估计您不会同意我的说法。但无论您承认不承认，我感觉这之中隐含着某种神秘而严峻的艺术规律。避开它们在政治和革命中的所谓“巨大作用”，单纯地从冷静的艺术的角度来看，将来将怎样在文学史（比如您主编的《中国诗歌史》）上书写这一现象？
公木：一般说来，一切文艺作品，一切诗歌，大都是分母越大，其值越小；只有被赋予了特殊艺术生命的作品或诗篇，可能征服时间，随着历史的延伸而增值，因为将会得到更多更多的读者欣赏、发挥、释解、再创作，从而也便益发充实丰富起来。
至于你所说的“街头诗”和“红色鼓动诗”，我以为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单纯地从冷静的艺术的角度来看”，站的住；大多数“在政治和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至于在你“感觉”之中隐含着的“某种神秘而严峻的艺术规律”，是什么，我一时也概括不出来，反正不会因为贴近“政治”（广义地说即“人生”）便速朽。“政治”虽然不是诗的固有体，但也绝不是诗的病原体，一个具有坚定政治信念的诗人，也决不妨害他通过智慧的心灵而达到崇高的境界，并进而形象显现为充实的艺术。评价是不能“避开”其“在政治和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的，避开了，也就无所谓“艺术的角度”。一切都将在文学史上得到实事求是的记载，我想。
高昌：一大批深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前辈诗人，历经磨难，饱经风霜，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被逼得关上大门《哄小儿》的辛酸的流沙河，再比如后来一提起“文革”就大犯牙疼病的公刘，都没有及时地对那一段特殊岁月做出清醒的认识，倒是一大批作为旁观的青年诗人较早地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并且说“世界……即使你的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1988年在河北晋县周家庄采访劳动模范雷金河公木：我不能代表流沙河、公刘作答，至于我，我钦佩在特定历史时期喊出“我不相信”的青年诗人，也赞赏他们要做一个“挑战者”。但是，我不能这样“喊”，这样“做”。因为这个时代，不论他还有多少“毛病”，栽过多少“筋斗”，以至跌得多么“鼻青脸肿”，他总是我们经过战斗争取和开辟出来的。跌倒了，爬起来，掩埋好牺牲的同志，洗刷净自己身上的血污，再前进。让喊叫“我不相信”的青年诗人们，睁大眼睛看着吧！我相信未来。过去以至现在，如你所说，还有那么多“虚伪和阴谋，愚蠢和仇恨”，这之中，我们自己都有份，都有责任，怎么能轻轻地喊一声“我不相信”了事呢？“挑战”，向谁“挑战”向自己吗？“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强行着有志，自胜者强”。把历史的迷误推给别人，容易。自己呢，怎么走过来的？历史不是由每个具有血肉之躯的感性的具体的个人所创造的吗？
我佩服真正的“敌人”。如果有真正的“敌人”站出来，“朦胧” 也好，“明朗” 也好……但是不要只是个旁观者，一叫真格的，又蔫了，缩回去了。
至于吃苦头，哪个诚实的“劳动者”不吃苦头呢？这是对“我们落后”的惩罚。怨谁呢？怨我们的列祖列宗和我们自己吧。所以，才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这自然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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