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选读”是上大课。开课那一天，全年级二百多名学生，都整齐地坐在大礼堂的座位上。铃声响过，同学们起立，公木夹着皮包，急步从学生们身边走过，登上高高的讲台。傅庆升、周毓芳在《难忘的“诗经选读”》一文中回忆道：
直到这时，我们才得以在最近的距离，看到公木老师的身姿，目睹他诗人的风采。他中等身材，体态魁伟，穿一身黑棉制服，是一位中年师长。红脸膛，四方面，表情庄重而又带着慈和的笑容。选诗《召南》中的《江有汜》，是一篇短小复唱形式的歌谣。写得是一个男子心爱的女人嫁给别人了，他反复咏叹失意的忧伤的心情。诗的第三章写道：“江有汜/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最后一句译作：“呜呼哀哉唱个歌吧。”讲解时，公木提到他青年时写过的一首小诗《爱的三部曲》。他吟诵了最后一节：
“爱人出嫁了，丈夫不是我。
第十章（3）
唉，抽颗烟吧！”
两诗相比，使同学们加深了对古诗心理刻画的深刻了解。回到宿舍，有的同学还高声地朗诵：“唉，抽颗烟吧！”
这是学校向正规化过渡时期，公木在课程改革方面做出的尝试和探索。这一学期，他们年级的“世界名著”课，学习了蒋锡金教授主讲的《哈姆雷特》和穆木天教授主讲的《高老头》。而这些课程的设置，正是公木力主采取的一些教学改革措施。
1951年下学期开学不久，由于学生们当时还无法知道的原因，公木被调离师大。已经开始讲授的“世界名著”课，也在中文系的课程表上消失了。
这是为什么？公木怎么了？
在同学们困惑不解的时候，听到传言说：开设这样的课程，是“向资产阶级旧大学看齐”，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表现”等等。这种传言，是有一定根据的。
公木为了适应新形势，也为了更好地领导学校工作，强调学校要有学术研究气氛，老干部也应钻研业务，加强学习，才能胜任领导职务，并提出学校要信任知识分子、生活上应给予适当照顾等建议。公木主张正规化办学，编写过校则与校志。而以张如心校长为代表的部分老干部认为：学校从短训班过渡到正规大学，老干部就应该还是领导，而且完全能够领导正规大学。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史》修订版中，对于50年代初发生的那场“批判”，有这样一段记载：“学校在正规化过渡进程中，曾发生了一场所谓有新、旧型正规化的争论。”“以张松如、智建中为代表的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学校向正规化转变，为了领导得更好，老干部应当钻研业务，领导干部如果不懂业务，就会领导不下去；认为学校要有学术空气，学校对知识分子要给予信任，生活上要适当照顾等。”“以张如心校长为代表的部分老干部则认为从短训班过渡到正规大学，主要问题是谁领导谁的问题。”“为此，学校党组织多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对所谓旧型正规化主张的批判。会上张松如、智建中被迫检讨，并受到了处分，将张松如调离学校工作。” 公木和张如心的这次争论，本属党内同志在工作上和对正规化认识上的意见分歧，却被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学校党组织多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针对公木提出过的一些建议和探索，开展“旧型正规化”批判，并让公木、智建中在会上做检讨。
第十一章（1）
1948年，公木与蒋锡金、智建中、许遇之（右起）在佳木斯1951年9月，公木突然被调出了东北师范大学。
临行前，他去向诗友蒋锡金等辞行。蒋锡金是党外教授，并不知道公木离开东北师范大学的内幕，仍以为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还向公木表示祝贺，高兴地与他话别。
可是不久，学校宣布了对公木所犯错误的决定：由于公木在学校正规化问题上，起草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办学方案，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路线，因此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调离工作岗位的处分。
隔着历史的烟云，已经很难弄清公木当时具体的所作所为了。除了在大会上公开的处分理由，另外还拉杂上他在延安办鹰社和《蒺藜》等许多事情。好在他当年所受的处分在档案中留了下来，并在《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张菱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版）一书中披露出来，特转引如下：
1951年8月颁发《对张松如同志错误的处分决定》材料张松如同志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曾担任过抗大政治部时事干事、军委直属队宣传部文艺室主任、鲁艺文学院教员兼班主任、本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1946年起任东北大学教育长、教育学院院长、教务处长、副教育长，现为师大第一副教务长，党委委员。
松如同志到东北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其思想行为有严重的错误。根据本年2月间党内整风鉴定中对松如同志的思想行为有系统清算的结果，在近3年来松如同志有下列的严重错误：
（一）松如同志在正规教育阶段中对学校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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