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偕夫人涤新离开北平，后辗转到达西安。随后，公木、唐般若和李树蕃三人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接待了他们，并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奔赴延安，去那里教书。但公木想到山西太原的抗战第一线去。于是经林伯渠同志介绍，公木、涤新同二十名同志一起到山西晋绥军区工作，一时间，孩子成了拖累。于是公木夫妇把不满两岁的女儿白桦，送给一家好心人家寄养。
“本来，从北平逃亡出来的时候和几个朋友都已约定，这回是坚决的要把自己交给民族解放的伟业了。自然，那时候却没有预计要把孩子割舍的，本想把她放在家里。不料孩子还没有送到家，家乡却又沦亡了。不得已，这才又逃到西安来。如今，朋友们都已在实现着自己的誓言，我们却颤抖在时代的后面，躲躲藏藏，为着孩子就变成了卑鄙无聊，苟安偷生。这耻辱是能够忍受的吗？而且这样下去，将来的生活又怎么维持呢？像这些话，我们不知已经谈议过多少遍；今天实在不想再重复它。我知道涤新的心又在和矛盾的苦痛相挣扎了，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不忍再用解剖的刀加深这种苦痛，心照不宣吧。最后还是涤新开了口：本来，民族比孩子重要得多！……”这是公木发表在1938年4月6日出版的《战地》杂志第2期上的散文《弃儿记》（丁玲、舒群主编）中的一段话。
在《弃儿记》的末尾，公木心情沉痛地写道：“五天以后，我们的孩子就被留在了一个新的家庭里。在号啕的哭声中，我和涤新离开那里，走回客栈。客栈里冷清清的。白桦常拿的一个化学娃娃忘了带去，扔在床下，好像很久就失去了它的主人。祝福我们的孩子！”
骨肉分别，那种心情可想而知。写完《弃儿记》后，他又写下《留别白桦》，纪念与女儿的离别：“玲玲，玲玲，/你还不懂，/为什么不满两周岁，/就必须离散。” “玲玲，玲玲！/你将来会懂得：/爸爸和妈妈，/必须返身向战火。”
建国之后，生活安定下来了，公木的诗友戈壁舟和高敏夫当时都在设于西安的西北文联工作。1950年年底，公木给戈壁舟、高敏夫二位诗友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帮助寻找这个女儿。戈、高把这件事委托给当时在西安市文教局工作的苏一萍。苏老师将寻找“革命后代的事”当作一件工作向全市的中学校长做了布置。西安市立第一中学的校长李一青从市文教局带回“寻找”的任务后，即与教导主任高崇璞老师做研究。并立即召开全体老师会议，李校长在会上讲：“根据市文教局的布置，那位同志的孩子是由一个回族家庭抚养着，而我们一中就在西安回民聚居区，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极大的热情为革命前辈寻找到他的骨肉，使他们早日团聚。”此时，白桦恰好就在西安市立第一中学读初一。而且此前，她的生母涤新已经找摄于1950年的公木夫妇与父母儿子的“全家福”
第十五章（2）
到了她（她的生母在延安与公木离婚）。有一天上作文课，命题是《我的家庭》，要求把家庭成员做一简述，白桦觉得在自己短短的14年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生母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刻。于是，她既写了在贫困中养父母对自己的恩育，又写了生母飒姿英爽的形象。写着写着她还竟然有点伤感……她感到作文有点离题了。可是，正是由于这篇作文才引出了她和公木的重逢。
看了她的作文，老师把她叫到自己的宿舍，问她：“你写的这篇作文内容可是真实？”白桦回答：“是真的。”……第二天高崇蹼老师将白桦领至西安市东木头市街的西北文联，她第一次见到高敏夫和戈壁舟，他们热情地和白桦握手，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马上就给张松如写信报喜讯。”
果然，他们分别给公木写了信报喜讯。公木当时正在东北大学的课堂上讲唐诗，其中“相去万千里，故人心尚迩”让他非常感慨。此时听到女儿的消息，心里非常激动。立刻给两位诗友写了回信，嘱咐他们“要把她引到革命的大路上，这样我就放心了。”但因为“‘忙’仍照旧，且有加号矣。”公木一直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儿。
以后高敏夫、戈壁舟经常叫白桦去他们机关，有时还把公木给他们的信件拿给白桦看。那时，公木在东北工作，东北对白桦来说，真是太遥远了。
直到公木调入北京工作，距离西安又近了一些，她才终于下了决心，来北京跟公木见面。这时，公木也才了解了白桦在离开自己之后的详细生活。
她的养父李宏瑢比公木大3岁，回族。曾就读于南京度量衡专科学校。毕业后返回西安与比他大两岁的马少仙结婚。白桦的养母马少仙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其父为清末文举，曾在甘、宁东部的静宁等县做过县长，大约在抗战后期就辞职在家。由于他是地下民盟，解放后作为党的民族统战对象，出任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养母出身于这样旧式家庭，婚前深居简出，也有机会读书习字，所以是个粗通文字的家庭妇女。她身体瘦弱，为人温和贤惠。由于自己无生育能力，将白桦视为掌上明珠，在养父失业，家庭生活拮据的时候，她宁愿自己省吃节用，也要给白桦吃饱穿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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