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常领着公木跟左邻右舍的叔叔伯伯堂兄堂弟们比赛摔跤、捉迷藏、练把式，有时还登高攀树，跌个鼻青脸肿，惹得母亲时常撅嘴。
1927年夏在河北正定中学有时父亲还带着小公木上房掏雀儿，下地逮蛐蛐儿，还养鸟斗蟋蟀，冬天到地里去捋麦苗，也不忘捎带一杆鸟枪，打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有一次，他带着公木去打群架，结果公木的鼻子打破了，嘴打歪了，脑袋上还顶着一个大紫包，他父亲看着公木的样子，不敢领着儿子直接回家，怕被老爷爷老奶奶看见，惹老人生气。于是他想了想，偷偷地把公木送到姥姥家，回家后悄悄告诉公木的母亲李梅，李梅赶回娘家，心疼得抱住公木直落泪。回到家面对公公婆婆的询问，还要扯个谎哄过他们。直到半月后，伤处不显眼了，才敢把公木接回家来。后来公木的家里又增添了公木的二弟张永刚、大妹张文书、二妹张文党。驴打滚的高利贷，三年就翻一番，公木时常看到爸妈面对面坐着发愁，母亲半夜半夜地流泪。于是公木的父亲渐渐收起了贪玩儿的心，还煞有介事地留起两撇小胡子，说是为了在孩子们面前树立威严，分清长幼。不过孩子们从小一直和他打打闹闹，就算蓄起了胡子也还是不怕他。对待地里的农活，他倒也开始认真起来。每天早出晚归、黑汗白流，除了冬闲季节，再也顾不上和孩子们蹦跳打闹了。
此后家里东挪西借，省吃俭用，供他先后去正定中学、辅仁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读书。再后来他参加革命，四处奔波，实际上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父母这次到北京，公木本想带他们好好游览游览，尽尽孝道，不料却遇到这样一场伤心的事情。
但是当一年之后，一顶“右派帽子”压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他想到两位老人在他遭逢厄运之前，含着微笑离开人世，心里反倒平静了。他沉痛地对家里人说：“假如两位老人再多活四五百天，看到儿子告别文学讲习所的工作，大会批小会斗，然后走上坎坷的道路，老人会感到多么惶恐和难过，说不定再会受到株连，那会将是更大的痛苦和不幸。想到老人是在梦中离开人世的，我痛楚的心里得到一丝安慰。”
第十七章（1）
第十七章胡风问题1955年1月，公木刚刚调入北京工作不久，即为天津一位名叫侯红鹅的青年作家是不是胡风分子的问题，斗胆顶撞过作协一位领导（公木同时兼任作协青年作家委员会工作）。当时主持胡风专案的LBY通知公木说，天津有个叫侯红鹅的青年作家，也是个“胡风分子”，应该批判审查。公木抗拒了LBY的通知，说侯红鹅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写作者，至多认识天津的方纪、鲁藜、阿垅，找不出他与胡风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应该随便抓人，随意地划成什么分子。
侯红鹅当时还很年轻，仅跟胡风集团中的诗人鲁藜等通过几封信，连面儿也没有见过，就要被当作胡风分子来批判。公木认为这不应该。所以在他为中央“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组提供的侯红鹅的政审材料中，实事求是做了汇报。由于他拒绝执行通知，后来，这也成为他划右派时的一条罪状。
侯红鹅就是现在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林希。前几年他在一篇散文中说：“别以为我是个小毛孩子，连大诗人公木先生都受了我的株连，那时候我也算是一种病原体了，类如SARS时期的果子狸，自己没事没事的，使健康人受感染，果子狸有知，也应该惭愧兮兮才对。” 其实林希先生也不必如此自责，公木本人在对待胡风文艺思想上，实事求是地说，的确是有一些共鸣的地方的。所以在对待胡风的具体认识和处理上，才采用了一些自己的方式。他当时觉得批判胡风不是一件容易事，在批胡风风声渐起的时候，还曾对文讲所二期学员宣布过：“批判胡风，仅仅看看胡风的文章，那是不够的；必须总结一下近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史。”而后来虽然他也转向写了不少批判胡风的作品，但在中国作协组织的批判他本人的大会上，还是不得不就自己在反胡风运动时的表现作出交待：“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我脑子里也一度翻了案。”
公木和胡风实际上没有太多个人关系，但是他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诗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天蓝、晋驼、鲁藜和侯唯动。从延安起，公木就接近了这些诗人，而这些很有艺术个性的诗人都和胡风建立过直接而亲密的联系。当批判胡风运动刚开始时，公木曾经和诗友天蓝探讨：“胡风的文艺思想主要错误是什么？”天蓝就说：“胡风文艺思想是错误的，但错误得深刻。” 这话公木很有共鸣。
1949年元旦刚过，胡风一行上了海轮，由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他的所见所闻，在日记里都有真实的记录。不知胡风此行是否见过公木，但公木的许多好友纷纷去看望了胡风。比如天蓝就和冯白鲁、雷加等专门去看过胡风，向胡风倾诉自己创作上的困惑和苦闷：迫切的政治动员有时妨碍了对作品内容作深入的把握；要求作品直线反映政策，作家围绕政策疲于奔命，不仅写不出像样的作品，而且弄不好还会犯政治错误；写好人就完全好，坏人就完全坏，作家不敢写有缺点的人物，犹如不敢使用有一段不清白历史的干部。还有，大小官员粗暴地干预文艺，一个作家写了一个剧本，由连队指导员到军区政治部，再到东北局，一层一层审查修改，可最后还是被参谋长否了。天蓝还告诉胡风有个作家作的一首打油诗歌：“告诉我儿，切记切记，宁卖屁股，不要搞文艺。”他最后表示，对于文艺创作，他已经看透，很难再动笔了。胡风直叹：可惜可惜。在天津，跟公木关系很铁的诗友鲁藜等也向胡风诉苦：作家再也不敢从内心的要求写作品，只求无过。这些话，都在胡风的日记里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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