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的一首很重要的长诗《哈喽，胡子！》，1945年春天就刊登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这首诗最初发表在《部队文艺》，当时周恩来定期从延安带一些文艺作品赴重庆，交给胡风等主编的刊物发表。公木的作品就是这样从延安“空运”到重庆的。《希望》杂志是胡风1944年在重庆创办的。这本杂志系统地宣传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积极进行了“反客观主义”的斗争。当时重庆文艺界的党内外同志曾经向他进行过批评，并在座谈会上讨论过他的理论问题。胡乔木等也和胡风谈过话，但未能改变他的看法。
1950年，公木编了一本诗集，书名就叫《哈喽，胡子》，寄交给了诗人厂民先生。后来列入“现实诗丛”出版。在印校过程中，曾经与后来打?胡风分子的徐放先生通过信，并接受他的建议将诗篇中的某些词句作了修改。而这个“现实诗丛”中有好几种著作的作者，比如牛汉等，后来也都成了胡风分子。对公木这样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如果跟胡风有这样的历史联系，在当时来说算是犯了大忌。
不过，当时除了公木，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中的邹荻帆、艾青、田间、严辰（即厂民）等也都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由于当时舆论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压力，这其中有一部分同志就感觉到很紧张。直到后来经过审查，他们和胡风的关系大多都只不过是作者给杂志投稿的关系罢了。作协党总支在最后给这些同志定性时候的结论是：胡风发表解放区同志的作品，是他想拉拢壮大他的队伍，这是他本人的问题，而与投稿者无关；只要这些作品没有问题，他们之间就只是投稿的关系，所以不应该看成问题。因此，在反胡风的运动中，公木和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基本没有卷进去。
由胡风经营，以田间、艾青奠基的“七月派”诗人们（为了不忘“七七事变”而命名的）抗战时期覆盖了全中国，他们“有的奔波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的在大西南大后方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有的在公开的战斗行列之中，有的在秘密的地下从事艰险的革命活动，有的正在大学读书，有的还是些未成年的中学生”，的确是“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转来养育了这个斗争”（胡风《七月·代致辞》）。现在，因为公木和鲁藜这些诗人的亲密关系，并且又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诗歌作品，所以一些文学史家也把公木归入围绕胡风形成的“七月派”诗人群中。公木生前对这种论断还是认可的。
第十八章（1）
第十八章批判？宣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考察半个世纪中国文坛的风风雨雨，总是令人一再想起中国的这句古话。蝉是谁？螳螂是谁？黄雀是谁？黄雀后面还有谁？今天你慷慨激昂地批斗别人，明天轮到你被别人慷慨激昂地批判。
以上是作家陈徒手在《郭小川：作家协会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在我整理公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批判文章和讽刺诗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共和国发展史上的曲折不能不在公木的创作中打上烙印。
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公木一方面要向组织说明自己跟胡风集团的关系，另外还要积极投入到反胡风的斗争中去。作为诗人和理论家，他的“武器”就是讽刺诗和大批判文章。这样，就留下了后来没有收入到《文集》里去的那些批判“荒胖子”（当时对胡风先生的蔑称）的诗歌和论文。但是，这些诗歌和论文现在还真实地留在当年的《文艺报》、《北京日报》等地方，记录着这位诗人的另一面历史。
公木讽刺诗写作相对集中的时期——上世纪50年代末——的创作、发表情况，除了在传记性质的《公木评传》、《公木年谱》等书中偶尔提及之外，在《公木诗选》、《公木自选诗集》和《公木文集》中，都没有收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似乎是担心这些作品破坏了公木在人们心目中的光辉地位。但从这些诗文发表的背景、作者的处境和思想状况等因素来看，事实上，当时的环境比我们今天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只有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些另类文字，我们才能感受到时间的真实呼吸和灵魂的微妙复杂。
由公木发表的这些诗里的严厉口气推断，实际上其中是包含了一些“自我解脱”的策略的，但对当时盛行的语体风格、形式技巧以及质疑和诘问的反复出现，仍使这些诗有着心灵标本性的史料作用。公木的确是才华横溢的。他写的讽刺文章锋芒毕露，他的讽刺诗也是一针见血、挥斥方遒。从以下这样一首短诗，我们可以来领略当时的诗歌特色：
剥去假面现原形——读舒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后打油灵魂要比浓夜黑，野心要比地球大。
诡计要比狐狸多，而今露出大尾巴。
伪装穿了二十年，革命面具遮狼脸。
一旦把它剥下来，这样一个大坏蛋！
他要请你吃水饺，皮儿用的是微笑，馅儿包的是侮蔑，尝尝这是啥味道？
第十八章（2）
和你握手来言欢，手执一条橡皮鞭；橡皮里面包钢丝，骨头打伤皮不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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