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90年的人生道路上，公木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走了过来。始终未改的，就是那颗拳拳的滚烫的赤子之心。他不是将这颗心深藏在左胸口后面的一个小格子里百般呵护、小心珍藏，而是像灯一样高擎在手上，一步一步向着太阳走。这心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伤痕，有的因为风雨，有的因为虫豸，有的因为箭矢。
以我来看，公木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挫折，或许就是1958年成为中国作协机关“揪出”的最后一个“右派”。这一事件，本身就有着极其浓烈的黑色幽默色彩。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兼作协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公木，既担任过丁陈反党集团第三号人物李又然的专案组长，也曾义正词严地撰诗撰文批判各种右派的猖狂进攻。他在《人民文学》发表过反击李白凤的《致诗人们的一封信》的公开信，在《诗刊》写过《公刘近作批判》，在《北京日报》写过批胡风的《剥皮挖骨的现实主义》，在《文艺报》写过对刘绍棠的长篇批判文章《人奶怎么培养出了狼孩》……特别是在1958年春夏之间，他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赴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访问，宣传中国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成果。面对外国友人对反右运动的困惑和质疑，他曾以雄辩的口才一一进行了解释和反诘。可是回国后刚下飞机，他自己就立刻被宣布为与中宣部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相呼应的一员，头上意外地却又是结结实实地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此时中国作协的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差点漏网的公木在“补课”中成为作协机关的最后一尾“大鱼”。揪出了公木之后，中国作协的反右运动也暂时划上一个沉重的句号。因为这些缘故，公木被戏称为中国作协最后一位“正式右派”。
事实上，公木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诗人，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反党证据。他的一些获罪原因是由于一些私人通信和在作协党组会议上的激情发言，而这些发言和通信的传播范围并不大，所以在一些人看来，划他为右派也就成了一个神秘的“谜”。比如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提到公木时就说：“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我和他同一单位，都没有弄清楚。至今也搞不明白……” 19６8年9月20日，公木自己向刚公木的书刚进驻吉林大学的军宣队提出的《入党志愿书》和《申诉书》中也申诉说：“依据中央关于‘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言行，完全不应该将自己划为‘右派’，相反证明我与‘右派’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但是，在那乱纷纷的浩劫年代，说你右派你就是右派，谁还肯耐心地听你本人的“申诉”呢？
本书将有一段叙述到公木在特殊历史时期所遭逢的厄运，并叙述他自己及家人亲友因此而遭到的种种悲惨境遇。公木自身就像一部高深莫测的大书，需要科学而形象的诠释和训诂来“破译”种种人生之谜。为这位素所尊敬的前辈写这招魂式的传记，尤其是将那早已愈合了的伤疤再撕开来指给别人看，我的心情实在是伤感而又沉重的。我深知自己学识的疏浅，也无奈于时间的零散，无法对他人生片断中模糊不清的一些细节作更细致的研讨和探寻。当然，因为这段历史并不是十分遥远，一些健在的历史当事人也许会有另外的解释和回忆来修正我的疏失，而这正是我所企盼和感激的。我真切地期盼着经过同道们的共同探寻，能使公木和他们的时代更增加些宝贵透明度，不再那么晦涩难懂，也不再那么迷离诡谲。
现在轮到我来记叙和描述这位诗人的人生路上的坎坷和泥泞了，我的平凡的笔和莽撞的心，能够让人放心吗？我将怎样去表现他那独特而意蕴丰厚的人生呢？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难题。而此刻，公木仿佛就坐在我的对面，与我促膝交谈，从他的真实的面容上，我细心地辨认着世纪的风云，心灵的秘密，还有亲切而充满爱心的前辈大家的不俗风范和举手投足间所闪现出的人性之光。不过，我不想把本书写成一部关于名人琐事的家常唠叨，更非关于名人猎奇的哗众取宠之作，易卜生的某出戏剧中说，探索人生就犹如剥洋葱，剥至最后，竟然发现，原来里面空空如也。我不希望我的读者读过这本书后也有这种空空如也的感觉，而希望读者能够伴随着我的笔触，越往里，越往深处，越能感受到光阴背面那种惊心动魄的辛辣和酸涩……
第一章（1）
第一章走进延安1938年8月，为了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方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正在晋绥前线跟随程子华部队打游击的公木和当时的妻子涤新等人一起西渡黄河，来到了延安。出发时，每人身上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卖钱，换取食用之资。如无敌情，每天可走六七十华里，悠悠荡荡，计算着一段又一段的行程。
在延安，公木首先换上浅灰色的棉布单军装，扎上灰布裹腿，腰间系上一条军用腰带，唱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嘹亮歌曲，走进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他被编进瓦窑堡抗大第四期一大队四中队第四小队，他们一大队的政委，就是年轻的胡耀邦。大队长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将苏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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