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认为“我们今天的新诗‘还没有走出知识分子底圈子’”，因而认为“每个诗人都必须学会歌谣体，必须大力写作歌谣体的新诗”，文章中有这么几句话：
陕西的王老九，内蒙古的琶杰，创作出了多少热情洋溢的诗篇？歌唱领袖，歌唱前生活，都得心应手，毫无滞碍。为什么他们就不曾感到歌谣体的“局限性”呢？所以，实际起“局限”作用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歌谣体”，真正需要突破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歌谣体”。
第二十四章（2）
何其芳为了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于是仿照这几句话来否认旧诗词的限制。他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古代的李白和杜甫、苏轼和辛弃疾，现代的毛主席和鲁迅，他们创作出了多少热情洋溢的旧诗词？描写过去的生活，歌唱新的生活，都得心应手，毫无滞碍。为什么他们就不曾感到旧诗词的‘局限性’呢？所以，实际起‘局限’作用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旧诗词。真正需要突破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旧诗词。”
何先生不是反证王老九等人的诗歌不是“得心应手，毫无滞碍”，或者反证出歌谣体有局限性的例子再或者列举出诗人不需要突破“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理由，而是又用了调换概念的办法，以旧体诗词来打比方。因为的确有许多诗人在用旧体诗词毫无滞碍地表现着今天的生活。可是，在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刚刚发表的给《诗刊》编者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当然就是何其芳先生的很有力量的反驳方式和理论武器了。
何其芳说：
“陕西的王老九也好，内蒙古的琶杰也好，不管他们主观上感到了歌谣体的限制与否，都是不能用来抹杀客观存在的歌谣体的限制的，正如不管李白和杜甫，苏轼和辛弃疾，他们主观上感到了歌谣体的限制与否，都不能用来为旧诗词的限制辩护一样。”
公木谈的是诗歌的下乡上山问题。说到下乡上山，即是说诗歌要到当时的农村和农民中去，他那篇文章谈到“农民容易接受什么样的诗歌；整个新诗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应该如何解决；歌谣体是否有限制”等问题。公木认为：因为农民容易接受歌谣体的新诗，所以真正“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诗歌主要还是歌谣体。何其芳先生同样用了改换概念的办法来反驳说：
“农民长期习惯于歌谣体是事实。然而总不能否认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也是诗歌的对象吧。今年四月号《诗刊》上发表的工人同志关于诗的形式的意见，就并不一样……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能证明在工人中间，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歌谣体以外的新诗吗？就是农民，由于文化革命的到来，他们的文化生活将越来越丰富和提高，也不会永远只是能接受歌谣体的。”
在反驳文章的结尾，何先生说“我的辩论暂且到此为止。我愿意倾听公木和其他同志的不同的意见。”但是因为公木很快就戴上了“右派”帽子，并接受批判，自然再也无缘发表“不同意见”了。不过尽管公木当时不能发表文章了，何其芳先生这篇《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还是在诗坛上引来很多不同意见，《人民日报》、《诗刊》、《文艺报》、《萌芽》、《处女地》等媒体相继发表了张先箴写的《谈新诗和民歌》，宋垒写的《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分歧在这里》，沙鸥写的《新诗的道路问题》，萧殷写的《民歌应当是新诗发展的基础》，陈骢写的《关于向新民歌学习的几点意见》，曹子西写的《为诗歌的发展开拓道路》，李根宝写的《不是形式限制问题》，田间写的《民歌为新诗开辟了道路》和张光年写的《在新事物面前》等文章反驳何先生的观点。
从这些不同的文章，可以了解当时不同的观点和文风。
第二十五章（1）
第二十五章痛批刘绍棠1955年春天，中国文学讲习所转过来一位少年才子，这就是刘绍棠。他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一方面却又忘情创作，所以他想到了“退学”。当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坚决不同意，两次把刘绍棠叫到家里劝说、批评。后来闹到高教部。才允许他转入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后改名讲习所)学习。
刘绍棠并没有在文学讲习所读完三年学制。1955年10月，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团中央组织干部奔赴各省帮助工作。刘绍棠参加中南分团去了湖南。到1956年3月，刘绍棠已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1956年4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此时他已出版了4 本书，收入情况如下：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 万多字，每1000 字15 元稿酬，印了63 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 字45 元，收入1800 元左右。
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 万多字，每1000 字15 元稿酬，印了4 万多册，两个定额，每1000 字30 元，收入20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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