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学校此时刚刚成立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前身是1933年11月在瑞金由中央红军学校改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7年初在延安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毛泽东在抗大二期开学典礼上明确讲道：“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去打日本。”
公木他们这一期学员共5562人，绝大部分是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由于此时各地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比较多，抗大学员人数也急剧增加，因而除二、三、四、八队留在延安附近外，其他队均移往外地。何长工为队长的五队移庆阳，韦国清为队长的六队移洛川，徐德操为队长的七队移蟠龙，公木他们所在的一队移往瓦窑堡米粮山。瓦窑堡距延安90公里，子长县（原安定县）政府所在地。
尽管抗大学制只有6至8个月，但学的东西却是很丰富的。在编制和生活方面完全按照军队的方式，甚至比军队更艰苦些。白天8小时上课和训练，晚上两小时自修，主要学习内容是军事和政治。上课时也没有教室，不管盛夏和严冬，都在露天上课，地上竖块小黑板，每人坐个小板凳，一面听讲一面做笔记，敌机来轰炸就躲进窑洞，走了就出来继续上课。他们吃的是小米饭干豆角，水碗挂在腰里随时带着，所有用品如衣服书籍等放进枕套就是枕头，土坯台子用纸一糊就是桌子。他们每星期至少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参加部队演习和拉练。公木在抗大学习了四个月，没有等到结业，就调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此时，他直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预备期。
公木在“抗大”政治部工作，接替建国后曾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担任全校的时事政策教育工作。据作家朱子奇当年以公木为主人公撰写的一篇散文《老张来了》记述：公木经常背着黄挎包，带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打狼棍，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他爬山过河，满头大汗，快步如飞。热心给学生干部宣传党的时事政策，讲解国际形势。他知识丰富，语言生动，常引起听众的欢快笑声。他白天奔跑，晚上在寒冷的窗户都破了的窑洞里，在暗淡的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有时，冷得发抖，就用一条旧毯子披在身上，呵呵气，暖暖手，再写，再写。有时他把同住一个窑洞的战友叫起来说：“来唱个歌！”他们就一起放声唱起来。窑洞外，大风沙呜呜吹打着，窑洞内热流滚动着……抗战时的延安，是一个歌声起伏的天地。唱歌，早已远远超出了文化娱乐的范畴，被列为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大批音乐家带着火热的激情来到这里，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参加革命。这其中，就有一位来自朝鲜的作曲家——郑律成。
公木和郑律成1939年1月相识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著名的大鼓演唱家吕班领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找公木，一进窑洞就喊公木的绰号：“博士，给你介绍一位战友，咱们抗大的音乐指导，小郑，郑律成。你们俩一个写诗，一个写曲儿，正好可以配成一对儿。”公木和郑律成当时虽然都有些腼腆，但两双有力的大手还是紧紧握到了一起。
郑律成面部棱角分明，有很强的雕塑感，肩膀甚宽，个儿适中。他轻声吟唱起自己刚刚作曲的《延安颂》：“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壮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心中奔腾!” 这首歌引起公木的强烈共鸣。
那时，人们穿的是草鞋，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番瓜汤。可是，每个人心中对这里的一切一切都充满了热爱，洋溢着热血沸腾的激情，而这支歌正好抒发了人们心底的这种感情。
两人相识之后，有一天，郑律成来公木所在?窑洞串门，无意中翻看公木的笔记本时，发现了歪歪扭扭写着一篇短诗《子夜岗兵颂》，是公木在抗大学习时写自己夜间站岗放哨的一种感受。诗写得很美：
一片鳞云，筛出了几颗流星，相映溪流呜咽鸣。是谁弹奏起这一阕乡曲，四周里低吟着断续的秋蛩。远处一点孤灯，像一点流萤，明灭在有无中，画出了无涯的黑暗，也画出了山影重重。你可敬的岗兵，手把着枪托，挺立在路口，面对着西风……
第一章（2）
郑律成很是喜欢，悄悄拿去把它谱成一首独唱歌曲，然后他兴高采烈地找到公木，用他那带着浓重朝鲜味儿的清亮歌喉唱给公木听，公木又惊奇又激动。后来郑律成干脆打开公木的笔记本，把他的诗稿浏览了一遍，选出那些韵脚整齐的、朗朗上口的诗作拿去制谱，就连公木二百多行的长诗《岢岚谣》，郑律成也给谱上了曲子。不知不觉中，两人的友谊在一步步加深。郑律成更加大胆而自信地提出：“你是从前方来的，经历过战地生活，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歌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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