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2日，郭小川接连给文讲所等直属单位打电话，叫他们星期三以前开会，星期四以后开讨论丁、陈问题的会议。7月23日，公木这天去找他谈出国访问的事情，他借机给公木打了招呼，小川日记中的原话是：“我又点了一下，请他发发言。”于是，7月27日这天八时半在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礼堂复会的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先是杨犁发言，以后是公木和周立波，最后是KZ作了长篇的发言。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主席台前挂着巨大的横幅，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浪子回头金不换。” 从这次发言的阵容看，应该全部都是对丁陈的反击。
公木发言的全文现在无法找到，但在丁玲的秘书王增如与李向东合著的一本书中，披露了公木这次发言的一个简短记录，公木当时表示：“同意周扬的讲话，有说服力，受启发。自己思想上有温情主义，有右倾因素，前年的会是思想斗争，又是政治斗争，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对的。丁玲在三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严重错误，应该正视、检查、改正。对于前年会的开法、报告、传达，我还是有些意见，现在不谈。前年的会议有些消极影响，应该消除。”这发言虽然还有一些弦外之音，但已经开始批判丁玲和检讨自己的“温情主义”，可见小川“点了一下”，在公木这里还是起了作用的。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与她的丈夫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和羞辱。一位著名的党员作家，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落水狗”、“杨荫榆”、“莎菲”，“凤姐儿”、“奸臣”……7月27日这次会议，实际是７月２５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后对丁玲等人的继续斗争会。
第三十二章（2）
７月２５日那天，天津作家协会一位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女作家出现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她坦白交代了关于丁陈的一些问题，哭诉了陈企霞对她身心的摧残。这些材料被认为是复会后的重要收获，并以此为“重炮”，作为反击小集团的突破口。《文艺报》说她的交代，“使这一个反党阴谋得以进一步暴露，这个阴谋集团的缺口就被打开了。”从天津带这位女作家赴会提供炮弹的，正是公木的辛集老乡方纪。
方纪那时在天津作协负责工作，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据作家徐光耀回忆，他先历数陈企霞“伪造信件”，组织“翻案”，“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等等恶行，然后揭开一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盖子，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的狠毒阴谋！最后，方纪又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摔在桌上，说是里边有陈企霞搞什么什么的秘密暗号。
这一切物证和人证都是当时作协的当权者在秘密状态下提取的。７月２５日这次突破性的大会也是在秘密状态下筹备的。1956年年底刚刚升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能够在这么关键的会议的前两天向公木“点了一下”，从而也使公木暂时避免了尴尬和灭顶之灾，可见两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公木跟郭小川在延安时期曾与胡乔木等同时担任延安诗社的执委，两人当年还合作写出过较早歌颂毛泽东的歌词《毛泽东之歌》（李伟谱曲）。在郭小川调到作协工作之后，他们来往配合也较密切，对一些诗歌的观点也比较接近。郭小川写出长诗《一个和八个》之后，在日记中自称“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但是拿出来之后，却听到不少批评的声音。而公木则极力表示赞赏。
远在延安时期，郭小川就听了这样一个故事：张国焘肃反时期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一次敌人围攻时，这批犯人就起而抵抗，大部壮烈牺牲，只剩下几个人逃出。这同样的故事后来还听过几回，郭在延安就有意想写成一篇小说，以表达自己对被斗错的同志的特殊情感。后来以此为素材写作了这首《一个和八个》。又经过修改后于1957年１２月８日交给《人民文学》的陈白尘。陈白尘看后迟迟未登。郭小川后来又转寄给上海《收获》的靳以。19５８年１月２１日靳以寄回一封信，说《收获》的一些编委巴金、周而复、孔罗荪、吴强、峻青、肖岱特地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了这部作品，决定还是不发表为好：
主要是因为这个主题很难掌握，发表出来起什么样的作用很难说，从积极方面来说，作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可能要引起读者很多意见，尤其是会被不良分子钻空子，说：党是常会冤枉好人的。对于那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写得并不像，他首先对那些特务、汉奸、叛徒泄密，后来对他们的帮助主要是转移行军的时候背行李；可是，后来敌人突袭，这些待决的犯人，反倒能挡住了敌人，最后则是不了了之。对待一个被冤枉的共产党员，没有调查清楚，只听坏分子的一面之辞，就判决了死刑，这也是极不好的。虽然是在战争环境中，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可是也不能做一个典型来处理的。尤其在目前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发表是很不恰当的。不知道你对这些意见如何？巴金同志到北京开会，当面也会和你详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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