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底口号：“师罗曼罗兰！”
他底招牌：“老共产党员！”
假如你问他做什么工作？
“一般的，每天都做一点。”
第三十三章（3）
的确，他好像并没有说错，他底职务据说是文艺教学。
陈年老账都已经无可查考，五年来他整整上过十课——两课：六小时——一年，平均：一分钟——一天。
除去睡觉、吃饭、蹲马桶、听唱片，他似乎还有足够的业余时间。
无论谁由于怀才不遇而怨天尤人，无论谁由于野心未逞而愤愤不平。
无论谁由于受处分而思想难通，只要他闻到风，立刻就大起共鸣：
“你是天才，你底心怀像海——不，比海还深，比海还打！
你将占有这一整个时代，永恒将为你含笑，历史将为你开花。”
“你聪明，你底智慧像书，——比书还成熟，比书还丰富；你底光辉永远不能磨灭，雪包不住火，泥土买不掉珍珠。”
最讨他厌烦的就是领导：
“那是一位首长”就等于说“那家伙糟糕！”
没有哪位负责同志放在他底眼里，至于什么支书什么组长就更甭提了！
不得已他才出席小组会，有时也参加一下支部大会；寸金难买寸光阴，正好静坐养神。
低着头伸腿合着眼假睡。
他说着话活像卜郎鼓，止不住底摇呀摇他底头：
“鸡毛蒜皮！同志们呀，切不要遍地捡芝麻，大篓倒香油！”
“这个时候的大任务是我！”
整风会上她点着自己鼻尖说：
“我要不说话，时代就显得冷落，我要不点头，问题就不得解决！”
蛮横地向着党组书记：
“我提议开出你底党籍！”
指着中宣部底负责同志：
“社会主义这一关，非我批准你过不去！”
“反右”后期，李又然被戴了一顶右派帽子，到京郊怀来县花园公社一个社办小厂里劳动改造去了。有人偶然见到了他，蓬头垢面，像个囚犯或乞丐，独自住一间屋子，床上、地下，被褥、衣物，纷然杂陈，一片狼藉。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床底下的地面上并排放着两只一般大小的大笨碗，比宴席上用的大海碗还大，两只碗的形状、颜色也全都一样。听厂里人说，那两只碗的用途是截然不同的，一只用于吃饭，另一只用于夜间撒尿。两只碗紧挨在一起，除了他自己，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分得清它们的用途了。
“文革”结束之后的1978年，文联、作协筹备和复查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就纠正错案找李又然征求意见。那时，李又然住在复兴门外木樨地附近一座低矮的小平房里，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扇不到一人高的门，出来进去都要低头弯腰。屋里非常狭窄，一左一右靠墙放着两张用条凳和木板支起来的床，他和他的女儿各睡一张床。李又然虚弱得多了，乱蓬蓬的头发，黄瘦的脸，迟滞的目光……当那位工作人员把嘴挨近他的耳朵，大声请求他谈谈意见，他微微摇摇头，有气无力地吐出两个字：“没……有。”脸上神情依旧，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被改造成了这个样子！
第三十四章（1）
第三十四章座谈会上为了“清算丁玲在文讲所所散发的毒素”，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公木在中国作协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文讲所组织召开了8次部分毕业生的座谈会。说是“在接受了党组扩大会的启发和教育以后，也就是上了大课以后，所进行的复习或课堂讨论。是为了巩固与加深大课的成果。”作协党组领导邵荃麟、刘白羽来参加座谈，丁玲也坐在“冷板凳”上当面接受批判。
参加会议的有曾经在所里工作过的田间、康濯、马烽等，以及文研所第一期、第二期在京学员、青年作者，八九十人坐满了一屋子。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分别由周立波、黄其云、田间、公木、沙鸥等人主持。《文艺报》以《深刻的一课——青年文学工作者座谈会报导》为题，在10月13日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
会上揭发批判丁玲散布的毒素有：
1把中央文学研究所当作个人的地盘。如作协理事会上表扬了刘真的小说，丁玲就不高兴，因为她把刘真看成是她的人，只有由她来评论才行。羽扬、李涌和谷峪，同是所内指定由丁玲辅导的学员，她对谷峪特别热情，积极给他看稿，而对羽扬和李涌则冷淡，稿子长久压着不看，连题目都忘了。
2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要学员在两年中每人写出一本书，或十万字上下的长篇、中篇，或短篇集、诗歌集、论文集。对李纳说：“你怎么总是写短篇，不能写一个中篇吗？”并鼓励她多写，要有像白朗那样一本书（《为了幸福的明天》）就可以了。对学员说：“光说我们正确还不行，还要拿出作品来看看才行啊！”公开号召大家写大作品。对李涌说：“你只要写出一本好书，别人就打不倒你。”对学员公开宣传“青年人骄傲一点不算什么，骄傲不值得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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