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的秘书任青远，是辛集市东小王村人。跟公木是辛集老乡。和公木一道工作的李洁也是辛集人，他们都住在清凉山东坳里，朝夕相见，日子久了，熟识起来，便格外亲切，任青远称他俩老李老张，他们管他叫小任。小任淳朴而活跃，热心机关俱乐部活动。据公木1988年的一封信中回忆：“当时原在我们宣传科工作的郑律成已调鲁艺任教，小任还时常邀他返回来教大家唱歌，招之即来，不招亦来。不但在机关，更频繁下来连队，比原来在抗大政治部任音乐指导时还要勤快。这使我和李洁都感到有点蹊跷，小任笑嘻嘻弄眉挤眼说：‘只要我轻轻拽一下磁力线，郑律成就一溜烟跑来了。你们有所不知，有块大大的电磁石在我们这里呢。’经过左盘右问，才弄明白：我们的女生队有位叫丁雪松，女生本来更喜欢唱歌，那时间，郑律成原是瞄上丁队长了啊！小任好像是个机灵鬼，比我和李洁都神通广大。他还说：我们这位丁队长，才貌非凡，不是高人一等，可攀不上。这些咬着耳朵说的话，事后都应验了。由于我同郑律成丁雪松夫妇深长的友谊，当年小任那一副神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郑律成收获爱情之后不久，公木却遭遇婚变，受刺激很大。他的妻子涤新到延安后，被分配到文化学校，给文化低的长征干部们补课，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此校离公木所在的抗大较远，又都是山路，崎岖难行。虽说同在延安，两人在一起的机会也是聚少离多。作家李纳曾经回忆说：“公木和他的爱人同在鲁艺，还是不能见面。春节团圆，他爱人从我们窑洞搬去与他相聚，那高兴的情景我今天还记得。”其实涤新和公木当时都不在鲁艺工作，估计是李纳记错了。但是，公木和涤新确实分离得很久才能见一次面。据说是每个星期仅星期天才能见面，如果临时有活动或任务，相聚就只有等到下一个星期了。偶尔聚到了一起，往往还没有待够，为了工作的需要又不得不分开。
当时延安男多女少（有人说是18比1），集聚的又都是来自各地的精英分子。在这长期分离的日子里，公木没有意识到，他的婚姻已经面临一场危机。涤新在文化学校结识了她的一位叫LY的男同事，没多久两人相爱了，于是涤新向毫无思想准备的公木提出离婚，此时他们的儿子还不满一周，放在延安的保育院里。公木的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失去了理智，他从抽屉里找出一支短枪，别在腰上，冲出办公室，向位于抗大南面的文化学校奔去。到学校门口，他气冲冲地拔出枪，瞪大一双眼珠子四处找人，想解夺妻之恨。幸亏被几个身手敏捷的学员拦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公木被送回抗大，受得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许光达校长和李逸民主任严肃地批评他的鲁莽，同时也热情地开导和安慰他，鼓励他振作起来。此时，公木写了一首《自己的歌》，其中的诗句“绝望的遗弃与被遗弃底痛苦，在毁灭的悬崖上的踟蹰”，估计是在记叙他当时的心境。不过，他最终还是在灵魂的苦苦搏斗中，让理智占了上风。他写道?
白昼，我以理性与意志合成的剪刀，把昨天底葛藤铰断。
踏着现实的条石铺成的坚实的大路，在伙伴底洪流里奔向明天。
……起来，投向阳光里！
起来，投向音响里！
起来，投向前进着的行列里！
负着我肥硕而又沉重的背包，让我底步子，踏得更有力些，更有力些呵！
把蒙在身上的尘土振落！
把蒙在灵魂里的尘土振落！
公木后来与涤新离婚，儿子由于幼小，跟了母亲。上世纪80年代，公木在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的陪同下，曾与当时担任四川某大学校领导的前妻有过一面之缘。随后写了一首《成都》：
已逾随心欲，远游反若还。缘情淼逝水，循理恍飞烟。宝塔文殊院，清凉武担山。铜镜衔黄鹤，古井不重澜。
似是在叙当时感受。
第二章（1）
第二章胡耀邦找来了1940年冬，公木申请调赴前方，回到家乡冀中军区去工作。除了家庭变故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由于同学兼同乡的时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同志来到延安，向公木介绍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并向他发出了邀请。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带，有“平津门户”、“华北粮仓”之称，是中国共产党首创的平原根据地，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有人这样描绘了当时敌我双方斗争的态势：在这块平得像地毯似的大约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边围着平汉、津浦、石德、京山四条铁路构成的封锁圈。圈里分布着八千多座村庄。敌军在主要村镇上建立了军事据点一千七百五十三个，路沟总长二万五千余里，冀中抗日根据地因而被分割成二千六百七十多小块。
吕正操、程子华率领的部队，当时就在这二千六百七十多小块的抗日根据地之间穿插战斗，“好像钢刀插在敌胸膛”。
公木的申请经抗大军委批准后，便离开抗大，搬到总政，和孙志远等准备一起出发的同志们住在一起，他住在张仲瀚的外间窑洞里。准备结伴同行的有李梦龄、舒同、张仲翰、李之琏等十来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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