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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传_高昌【完结】(83)

  5月14日,公木和孙用一起去塞尔苏村探访诗人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的墓地。尤若夫·阿蒂拉仅比公木大5岁,生于布达佩斯一个贫苦工人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个诗集是十七岁时出版的,此后更写了大量的“完全符合于现实地暴露了1930年左右的工人阶级的苦难”的诗篇。而却以此被误解,说他歪曲工人形象,遭到不公正的组织对待,甚至开除党籍。虽然“他把他自己和自己阶级连结起来的线拉得更紧了”。(霍尔瓦德·玛尔东《尤若夫·阿蒂拉》)但终不免于感到孤独与抑郁,于1937年12月4日卧轨自杀,死于巴拉敦湖边一个农村,名叫塞尔苏的地方。他的墓地就建置在他死处铁路一旁,辟为一个小花园,里面树立着诗人的雕像。地处荒野,远离市声,非常幽静。

  尤若夫的经历,引起公木的深深共鸣。他想起了郭小川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中那为被自己同志误解的主人公王金,想起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自己的一些遭际,站在尤若夫的雕像前,思潮起伏,浮想联翩。

  1958年7月参观罗马尼亚一家盘尼西林工厂翻译家孙用曾译有《尤若夫诗选》,此时他也非常非常激动:“诗人要活着和我一般大。”眼里泛着油光张大瞳孔,仰头站在诗人底雕像下。公木为他们摄了一张“合影”,只是可惜他底技术太欠高明,时速和光圈都难以对好。不知这幅图画是否拍摄成功,隔着很长的时间,已经无法去查证了。

  罗马尼亚画家日毕良努为公木所作画像这一天晚间,在巴拉敦湖边一个别墅里,公木与孙用同志一道访问了匈牙利高龄的文艺批评家霍尔瓦德·玛尔泰,在星光下听他讲述了尤若夫的诗歌创作与生活片断。霍尔瓦德·玛尔泰曾经是诗人尤若夫的保护人,那天夜里,他由夫人陪伴着,下肢斜披着一件绒毯,倾倚在一张躺椅上,滔滔不绝地把尤若夫介绍给两位来自新中国的访问者!

  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17日,由于孙用翻译匈牙利诗歌勤恳努力,成绩卓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授予他劳动勋章。授勋地点在布达佩斯国会大厦,授勋人是匈牙利人民政府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出席授勋典礼者有匈牙利诗人作家学者三十多人,公木代表中国作协与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文化参赞林耶一道被邀参加。

  在匈牙利期间,公木写了《在金碧辉煌的餐厅》、《火焰的心》、《滚烫的手》、《扬琪再没有回家》、《尤日爷爷》等诗篇,歌颂中匈人民友谊的占多数,也记述了一些诗人作家“比划着手势带着激情”,对他讲述的所谓“十月”反革命,他们说:“那时候,我们实在困难啊!切佩尔为冰雪所查封。暴乱底创伤还没平复,满天仍在笼罩着凝云……捏紧拳头对准西方,怕什么?有六万万双手臂给我们撑腰!”从这种描写,可以想见当年东西方冷战的严酷气氛。

  1958年7月,在罗马尼亚诗人日毕良努家做客5月17日,公木离开匈牙利赴罗马尼亚访问。

  访问进行到7月中旬,还没有结束,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就传来国内通知,让公木紧急回国。这让公木很诧异,赶紧向当地朋友告别,乘机返回祖国。如同受到一种什么不可知的力量的嘲弄似的,7月底归来,一下飞机,敏感的他即感到气氛不对,因为单位急电将他召回,却没有人到机场去接他。回到中国作家协会,就看见满墙都是揭发和批判公木的大字报,此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变“坏”了。

  从此公木就陷入不断挨批,不断写检查、写交代材料的逆境之中。

  第三十七章(1)

  第三十七章帽子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代表中国作协向外国宣传中国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使者,已经因为与所谓“中宣部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互相呼应,进行反党活动”而受到指控,并进而被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连续召开的斗争会上乱哄哄的,一个个熟悉的发言者好像全都换了面孔,即使是最知心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此时也冲到他的面前,跺着地板口沫横飞地和他斗争,而且不许他解释,只让他认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丁玲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时写道:“一切辱骂、讽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 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丁玲《远方来信》,《人民 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公木终于也尝到了这种滋味。他最终成为右派,已经有了不少的罪证。但把他压向深渊的最后一根稻草,起因于他的同学、同乡兼好友李之琏。

  1958年5月,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在外地了解群众宣传工作情况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回京后才知道,周扬已有安排,要在会前“谈谈”中宣部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等问题上的错误。

  李之琏的检查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能通过。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也是如此。于是,中宣部领导人号召所有党员对机关党委、特别是对李之琏进行揭发,翻遍了机关党委的会议记录,搜查了他个人保存的文件,只要一字一句同此案有关,就一律作为问题揭发。会议规模越来越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扩大到千多人。大会批,小会斗,折腾了四个多月才结束。由于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犯了“美化叛徒”和“合谋翻案”这两大“罪状”,定他们几人为“反党集团”,互相包庇,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李之琏、黎辛是“首要分子”。最后结果是 “丁陈”一案定案一年之后,噩运的余波又将中宣部的这一拨人裹挟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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