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犯李之琏、黎辛一个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均被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另有一位级别较低的办公室主任童大林，后因“认罪态度较好”而被赦免。
这一斗争结束后，对丁玲等的结论和处理好像就显得很牢靠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分子，或作为犯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公木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公木在文讲所的同事徐刚前几年回忆说：
因为公木和李之涟的关系，批斗公木和古立高是这一斗争的继续。我一进王府井大街64号的大门，就感到心情的不舒畅。机要秘书给大家发批判公木、古立高的发言纪录，每次都隔过我发给我旁边的人，我想了解一下公木到底有什么“罪行”，便问，为什么不发给我？机要秘书说，你发言，发言后给你。我想，我不要也不说。过了两天，公木在众人的质问下，一连说了几次“我听徐刚说的……”我沉不住气了，说：“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这个口子一开，我说了公木对丁玲的同情，对周扬的意见，说了公木在文讲所问题上与领导上有不同的看法。散会时，机要秘书给我一叠批判公木、古立高的发言纪录。这是奖励我还是污辱我？！我心里太难受了！出了大门，我心事重重往北走，却忘了乘车。我想我参与批斗了一位热心的好人——公木的“罪行”无非是同情丁玲，同情第三期学员流沙河。流沙河被批判后，他写了一封劝慰信……我一边走一边想公木的好人品。
跟公木一起划右的黎辛先生当时已经调湖北文化局，已经不在中国作协工作了，他是从湖北任上召回来接受批判的，时间是在1958年5月。这一年被中国作协补划为右派的还有《人民文学》的秦兆阳。他是1958年7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7月25日被开除出党，公木是出国访问回来后，于1958年10月正式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工资降为行政15级，并下放劳动改造。所以就当时的中国作协机关来说，公木的确是最后一个“正式”的右派。此后，正如秦兆阳所言，“人走到哪里帽子跟到哪里，每个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而在于‘取消’，取消了党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内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敌人，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这一切都压在精神上！”
根据当年的文件显示，1957年至1958年，由中国作协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三十人。他们是：
第三十七章（2）
丁玲专业作家陈企霞原《文艺报》副主编罗烽专业作家白朗专业作家艾青专业作家李又然专业作家陈明专业作家张松如原作协文学讲习所负责人黎辛原作协副秘书长秦兆阳原《文艺报》常务编委戈扬原《新观察》主编唐因原《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达成原《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侯敏泽原《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罗仙洲原《文艺报》助理编辑马敏行原《文艺报》助理编辑萧乾原《文艺报》副主编汤浩原《文艺报》编辑李清泉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杜黎均原《人民文学》编辑高光启原《人民文学》编辑唐祁原《诗刊》编辑张凤珠原《新观察》编辑黄沙原《新观察》编辑卢盛法原《新观察》编辑李兴华原《文艺学习》评论组长杨觉原《文艺学习》文化生活组长俞林原《人民文学》编辑杨犁原作协创作委员会干部何寿亭原作协资料室干部在中国作协的反右斗争中，除了被划成右派的同志之外，有些人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却受到了批判和处分，他们是：
舒群专业作家徐刚原作协文学讲习所主任古立高专业作家韦君宜原《文艺学习》主编葛洛原《人民文学》副主编菡子原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黄秋耘原《文艺学习》编辑部主任玛金原作协文学讲习所沙鸥原作协文学讲习所张白原作协文学讲习所王景山原作协文学讲习所干部作为最后一个右派，公木亲眼目睹并参加了中国作协机关的反右全过程。 他不仅写过反右诗，作过反右文，也做过个别审查对象的专案组组长。就是说，在帽子还没有被戴到自己头上之前，也曾给别的同志戴过帽子。他晚年回忆说：“在那年月，挨了整就算是犯了错误，整了人就好像为党做了点工作，天真到如此糊涂，想来实在惭愧。”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艺界总结建国以来的斗争经验时，自豪地宣称一共进行了五次胜利的斗争，即批判电影《武训传》，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批评俞平伯、胡适，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丁、陈反党集团，反右派斗争。
公木从走进作协工作开始，就走进了斗争的风口浪尖。从反胡风开始，至反右派为止，完整地参加了后三次“胜利的斗争”，直到自己成为这斗争的最后一个“牺牲者”。徐光耀先生说到那个年代的时候说：“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横扫了一切。”想想，心情真沉重。谈到自己的遭际，公木自己也在诗中沉痛地说：“每在人前多犟嘴，幽光狂慧种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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