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张藜把这部歌剧改编为了电视剧《风烟信使》。多年以后，已经写出了《亚洲雄风》、《篱笆墙的影子》等许多优秀作品的张藜，还在《通俗歌曲》杂志写文章回忆和公木一起谈诗的情景。歌剧《青林密信》共演出200多场。由李世荣担任男主角。他曾在公木作词的电影《桥》中担任过主题歌的领唱。连周总理都看过这个戏，还称赞男主角唱得好。
尽管生活坎坷，但是诗人公木心中始终亮着一盏不灭的明灯，公木在《夜行吟》中吟唱道：我从昨天来，/我到明天去。/告别长庚，/奔赴启明——/长庚已经隐没，/启明还没显形。/……我从昨天来，/我到明天去。/背离长庚，面向启明——/长庚沉落天外，/启明闪现心中。也就是靠着这个坚定的信念吧，公木虽然心中有一种苦痛，但他并没有沮丧，没有灰颓。他的思想依然活跃。
至1961年，公木已经在孤独中度过了三年。他读了许多书，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古典书籍。
第四十一章（1）
第四十一章塑造每当遇到痛苦，想想也曾陶醉于梦一般快乐，痛苦就被冲淡了。
每逢感到快乐，想想曾经熬过的火炙样痛苦，就更加欢乐无极了。
痛苦是沉重的载体，快乐是翅膀，——轻灵犹如云游底想象。
快乐与痛苦，痛苦与快乐，是节奏，是旋律，是音韵，是天籁，是生命的浪波。
这是公木在省直农场劳动时写的一首诗。当时饥饿正袭击着神州大地，现在从薄一波同志的回忆中得知，为此而丧生的，仅1960年一年，其总数即在一千万人以上(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73页)。幸免于难的大都也浑身浮肿，当时讳言为“病”，谓之“无名浮肿”，即周身疲惫无力，腿部、面部用指头按下去，凹陷部分久久不能恢复原状。为此，全国实行“劳逸结合”，公木所在的单位也不例外，对上下班制度的遵守要求不十分严格。
可是给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工作还是一年一度进行。 薄一波提供的数字是： “1959、1960年两批摘掉约九点九万人的 ‘右派分子’帽子的基础上，从1961年起，又分批摘掉了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到了1964年，已先后五批共摘掉约三十多万人（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右派分子’帽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1页)那时大一些的机关单位，都设有自己的农场，一则是作为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锻炼的场所，二则可以解决当时甚为奇缺的猪肉鸡蛋等副食品。省直机关农场位于长春市城西乡，离开和平大路青州路口正北约4公里，几经变迁，现在是长春市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公木本不属于省直机关，却也被送到了农场。因为当时吉林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做好即将摘掉“右派”帽子人员的工作，在省直农场（大兴农场）举办训练班。
1961年春，公木被指名参加专门为这些“右派”设立的省直农场毛泽东著作学习班，进行教育改造，边劳动边学习。学习的内容是毛泽东选集四卷，分为5个专题，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等。二百多名“右派”分为两个班，住在搭起的大席棚里。公木还是毛泽东著作学习班的辅导组组长。上级派人来讲两三次课，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击习完之后开展讨论。随后由公木作为被指定的学习辅导员，认真组织讨论，带领大家学习政治理沦，用马克思的观点去观察、分析现实。
劳动时，公木分到一队，任积肥组组长。他们当时分成三个队，各有一名主任管理，每个队又下设三四个学习组，组长在“右派”中选出，各队有自己的宿舍，说是宿舍，实际上就是靠墙用杨木板搭成的一条通铺，大家挨肩接踵而睡。冬天在屋子中间用砖砌成的火道取暖。各队分住在用席子搭成的大棚里，棚顶一层油布，住的宿舍原来是农场的鸡舍，临时改为人舍，其间的味道就可想而知了。
公木带领积肥组的几位“组员”：长春地质局的沈殿士、长春地质学院教授李沐荪和中专生小黄等，挖了一个大约8米长、5米宽的大粪坑，烈日炎炎下，他总是捡最脏最累的活干，每天手拿粪勺子，跟农场的车到市里去下粪坑掏粪便，或从马厩里拉马粪。回到农场，他们在粪便上倒上马粪和青草进行沤烧，然后再在粪上盖上一层土来沤粪，过一段时间粪热了，就开始倒粪，防止粪热过了头失去肥效，倒过两三遍后就成了上好的农家肥，最后起圈装车运到地里，再均匀地散开。
公木拿着二齿钩子，把粪刨下来打碎，然后再有其余几个人把粪传到另一堆上去。为此公木还专门从书店买来有关化肥方面的书，认真阅读，分清各种化肥的名称、作用和功效。手中的笔换成了铁锨、掏粪勺，公木像一位真正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勤恳恳的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和组员们一边倒粪，一边闲谈，还一边讨论问题。
公木人晒黑了，也累瘦了。他见一起改造的原东北大学学生丁耶穿得破破烂烂的，就劝丁耶要穿的整齐一些，不要自惭形秽。他在《我和丁耶》的一篇文章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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