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1)
当奉天当局宣布6月13日提前放暑假，阎宝航激于义愤与当局交涉无效的时候，共产党员任国桢仍在策划引导青年学生“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发动同学，走向社会去宣传，以唤起民众。他们每天进出青年会，阎宝航对他们的行动表示钦佩。
阎宝航看到，虽然学校放了假，但许多学生根据学联筹备会的布置，成群结队地到农村利用办暑期补习学校之形式，进行宣传、募捐。有的赴南满铁路和抚顺煤矿劝告工人反日救国。有的甚至走上街头，利用演剧等艺术形式进行宣传，号召各阶层人民一致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敦促政府对英、日严重交涉，学生赤诚的情景十分感人。学生们的行动，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响应，社会各团体纷纷组织“上海罢工工人后援会”，发通电、宣言，掀起了声讨英日帝国主义，支援上海同胞，抵制英日货的高潮。工商医学各界一致行动，踊跃募捐，慷慨解囊。一时间，全城商工自愿助捐者，就达十万余人。笔笔捐款源源汇往上海……
东三省破天荒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的。阎宝航被深深地感动了：共产党很了不起！
他很自然地想起了1914年在两级师范学校参加为反对袁世凯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但他对奉天当局采取压制对那场斗争的行为感到愤恨，他对当局和张作霖还做不出阶级的分析。张作霖执掌东北大权之后，招揽人才，兴办实业，发展教育，政治经济均有起色。对日本的在东北的利益则设法加以限制，如控制农产品向日本出口，避免日本对东北农民的直接盘剥。在工业方面，张作霖规定东北矿藏一律由政府开采，引起日本当局的不满。奉直之战，奉军战败后，张作霖主张东三省联省自治，下决心励精图治，发展东北，做了一些爱国的事情。1923年3月，张作霖曾公开宣布1922年11月与日本大仑组签订的“中日合作兴发公司合同”及其他三十余个中日合办公司搁置。同时，张作霖致电徐世昌，陈述收回库伦、恰克图之意见。还有，原奉天督军段芝贵以吉林镜泊湖瀑布大泉水作抵押，向日方借款500万元，张作霖亦还给了日本三林洋行。阎宝航了解国民党对张作霖的评价，也很同意国民党人的态度。特别是苏子元担任编辑的《启明旬刊》，不仅以大量篇幅公布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报道张作霖建设东北的爱国之举。然而，使阎宝航费解的是，这位绿林英雄在对日本人的态度上总是出尔反尔。日俄战争后，沙俄将旅大租借权转让给日本，袁世凯为称帝竟与日本秘密换文，把旅大租期延至99年。遭到国人强烈反对。1922年11月，奉天省议会曾提出收回旅大案，立即得到东三省民众的拥护。国民党人的“东三省民治促进会”召集全体会员，讨论收回旅大问题，决定创办《东三省民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反对续租旅大。该会决定，由总干事高崇民通函各机关，宣布必须按期收回旅大的理由，同时印发传单，到处散发。
当时，东北具有爱国心的各界民众也积极行动，开展排斥日货及其他排日运动。当时，沈阳民众一致起来，不购日货，不用日货，不售日货，焚毁积存日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对日人出售鸦片、吗啡；日人在南满铁路沿线横行霸道，强占公私土地，在租界窝藏土匪、奸商；走私货物；假借中国人名义典卖土地房屋；在他们开办的矿山、企业区，虐待华工，草菅人命等行径，无不表示愤慨。在民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曲：“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十二年三月零六日，期满了他还不交还。”阎宝航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身份，积极参加各种排日活动，他曾亲自作过街头讲演，亲自把“东三省民治促进会”的反日传单带到青年会，发给青年会参加活动的青年，做广泛宣传。日本当局为此曾多次到奉天省政府交涉，要求制止这种反日活动，严惩反日分子。迫于日本人压力，奉天省长王永江竟通令各机关，学校不得进行反对续租旅顺的活动，同时还暗令警察将高崇民驱出奉天省境。
六一○运动之后，阎宝航曾多次与韩乐然就奉天当局压制学生运动这个问题，在“星期三会”上同大家讨论，同韩乐然、苏子元交谈过，当时，韩乐然利用党的关系，不断给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寄来进步书刊，例如《赤都心史》、《新俄游记》等，青年们很喜欢，互相争着传看。阎宝航和苏子元商量一下，便把韩乐然从他的美术学校接回青年会来住。这样，阎宝航有更多的机会同共产党人接触和交谈。为分散当局的注意，阎宝航把“星期三会”的研讨聚会，改到高子升供职的满洲银行宿舍去。
这一时期，阎宝航同韩乐然、苏子元谈话中的议题集中在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包括张作霖的奉天政权。韩乐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谈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提出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韩乐然也谈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官僚资产阶级的关系，指出军阀依靠帝国主义祸乱中国的反动本质。这些谈话，阎宝航顿开茅塞，并引起了极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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