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面斥何应钦(2)
早在东北义勇军兴起之初，1931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训练总监何应钦就曾给国民党中央报告说，民众自动组织的义勇军，弊害颇多。上海方面且闻有共产分子及日人参杂其间，影响所及，殊堪危虑。何应钦建议，对未组织者，令其缓办；已组织者，令其中止。对此，蒋介石密令各地一律遵照办理。于是，关内各地的义勇军相继被强行解散。何应钦取代张学良执掌北平军分会后，首先对退入河北省境内的东北义勇军开刀，严查取缔。1933年4月27日，北平军分会颁布了《整顿河北省境内义勇军办法四项》，从东北撤入河北省境内的冯占海、邓文、李海青、李纯华、郑桂林等部义勇军相继被改编，缴械，遣散。
7月14日，救国会派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钱公莱等委员到中南海居仁堂同何应钦进行交涉。首先，由阎宝航、王化一先后详细陈述两年来救国会抗日救亡工作，并指出，政府应该考虑东北失地与几十万流亡民众，支持救国会的工作，而不应取缔。何应钦说，对于失去自由的东北人民特别是对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政府和我个人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政府有政府的考虑，为了圆满地解决中日问题、东北问题，东北人民一定要树立全局观念，要相信政府。阎宝航说，要我及每一个爱国的东北人相信政府，这并不难，如果政府自九一八事变时起就能领导人民抗日，而不是不抵抗，那么，也许不是今天的这个形势。问题就在于政府对于东北问题不关心。不抵抗倒也罢了，对于日人得寸进尺却能加以容忍，对我们这些从事救亡活动，打回老家去的东北人不支持，甚至对义勇军加以取缔，对救亡组织加以限制、甚至取消，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何应钦过去不认识阎宝航，从此再也没有忘记过他。他认为阎宝航操满口的共产党腔调，对他一点不客气，是一危险人物。他说：“我想，这些具体的事情如何认识，我们现不要急于争论，不忙下结论。至于你们说的打回老家去的问题，政府从来没有说过相反的话。问题是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强国，我们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军分会对华北团体采取的具体办法，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救国会也不例外，从今后最好不要再公开活动。”卢广绩接着表示：当局不支持救国会也罢了，反倒釜底抽薪，我们要求恢复发售爱国奖券。何主任则把爱国奖券问题推到黄郛身上，他说：“这件事是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事，我何某无权过问。”王化一说，东北抗日义勇军从一开始就是孤军奋斗，其残部进入热河、察哈尔地区后，经过政府的改编、取缔，目前所剩无几，但在北平周围尚有一些余部坚持活动，作为救国会，我们已无力接济。我们要求军分会在物资、军械方面给予支援，他们在抗日斗争中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何应钦说，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接济已不可能，对留在华北、北平周围者，一律取缔。至此，阎宝航激动地说，如此说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已无立锥之地了？何应钦毫不掩饰地说道：“不是北平，而是整个华北，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有了协定，只有如此，只能如此。”何应钦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不能公开活动以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为由，胁迫它停止活动。
何应钦把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有了协定（即塘沽协定），作为取消救国会的理由，这不奇怪，国民党当局历来屈从日人压力是有目共睹的。阎宝航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国民党当局从心底往外不愿意这样一个抗日团体存在，才是他们真实的目的。陈立文在《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政府对东北的政策本就有相当顾虑，东北毕竟只是国土的一部分，在中央的看法中，她已拥有自己的东北工作系统，也已经确定了对东北工作的方针，自不希望有其他组织的出现，尤其当这一组织的声音超过了一般人，而这声音又不是他所愿闻的，自难免遭限制。
十六 面斥何应钦(3)
阎宝航与何应钦的这次谈话，还提到了救国会内有共产党宣传品问题。在阎宝航看来，困难当头，大敌当前的时刻，中华民族无论何民族、何党派，都应捐弃前嫌，一致对外，何必这样神经过敏，看到一点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忘记国难，自相残杀起来！
对此，阎宝航对何应钦说：救国会只知抗日，不知其他。如果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共产党也主张抗日的话，那么，这是不幸而一致，总不能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就怀疑救国会与共产党有关系。依我看来，救国会的组成人员绝非共产党所能影响。东北流亡青年、爱国分子，在国难当头之时，用较为积极或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要求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喊出一些抗日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绝不能说这些人就是共产党，更不能说救国会写几张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因此怀疑救国会内有共产党掺杂其间，甚至受其影响和控制。
阎宝航以不紧不慢的节奏，说出这一番话，弄得何应钦不知如何应对，遂深恨之。7月16日，何应钦正式通知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人：“后援会、救国会应根据协定（按：指塘沽协定）速予取消。”7月31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就“政府受日寇威胁，要求后援会和救国会停止活动，本会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1. 不仅不停止活动，更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2. 缩小组织，裁汰不必要人员要求精练；3. 为避免摩擦，此后转入秘密行动。”在国民政府的高压和何应钦的强硬措施下，救国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但仍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秘密地开展了一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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