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阎宝航无情地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他经常说，日本武装侵占东北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但日本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却远在此之前。他揭露“自从欧战以后，日本在东北除了积极致力于侵占东北的富源外，更时时地寻求机会，制造事变，以图借口进兵”。
第三，阎宝航始终满怀激情地歌颂迅速兴起和英勇杀敌的东北义勇军的民族反抗精神。一谈到义勇军的斗争，阎宝航便激情满怀。一谈到义勇军艰苦境遇，便为之称颂。“热血健儿，痛寇仇日深，大难靡已，乃起义勇之师，而为自卫之战。前仆后继，迭挫凶锋”。谈到义勇军的失利，他便为之呼号！“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义，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卒使强敌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万甲兵，疲于奔命。”
第四，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和出卖东北的政策。前文已经谈到，阎宝航对于国民党早有一些认识，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九一八事变前自不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直为阎宝航所痛恨。“尽管以后蒋介石如何掩饰自己罪责嫁罪张学良将军，但事实证明，抱不抵抗主义正是蒋介石”。阎宝航对蒋介石在对待东北义勇军的又打又压的政策更是深恶痛绝。阎宝航在他的《蒋介石?何出卖东北》一文中，曾历数了蒋介石从九一八到八一五这14年间，出卖东北的种种事实，这些事实，是阎宝航与蒋介石思想上根本对立的思想基础。
当然，阎宝航还经常讲的问题就是复土还乡的决心。不过，那时讲收复东北的决心，是在张汉卿在任时讲的。汉卿走了，复土还乡的决心难道就改变了么？他突然感到自己政治上的脆弱性。汉卿走了，我们这些人还在，复土还乡的斗争不能就此停止。但由于蒋介石奉行对日妥协、出卖东北的政策，必须充分估计到蒋介石对救国会采取强硬措施的可能性，为此，救国会必须改变策略方法，继续坚持东北救亡活动。在救国会常委会多次磋商应付办法时，阎宝航阐发了他这个思想观点，在常委中产生了影响。
1933年3月，阎宝航收到美国中华基督教协会会长余日章给他的一封信，余在信中说，日本人在山海关战事之后，加强了在美国的宣传，鼓吹“自日人统治满洲国以来，满洲国已现日渐繁荣与进步气象”等等。他说，“吾人由美方所得消息，大半含有日人宣传运动之色彩，其势力殊未可侮”，他建议阎宝航：“因思国内重要都市如上海、南京或北平等，是否亦能作同样有力之宣传，以与日人之宣传相抗？”他并提出三项要点：第一，以电报与信件，将国内重要新闻消息随时告知（如属必要，则请按日电告），以便转告美国有势力之人士，作一种的宣传，并说，这里的新闻社、重要日报皆愿得到与利用他所供给之各种新闻资料。第二，设法感化上海、南京及北平等处之欧美通讯员，并随时供给各项可靠的、有价值的，与支配迭当的新闻消息。第三，组织一宣传委员会，专事搜集关系“满洲国”与日本经济状况之可靠的材料。收集以后，既用优美之文字草成动人的报告，以与日人之宣传相抗。
余日章的信，给阎宝航以很大启发。过去宣传东北救亡，多限在国内。他以救国会名义，向国外发了一些通电，但新闻报道从未发出过。
原来参加救国会的成员政治身份比较复杂，特别是由于国民党人和国民党改组派的参加，使救国会日常工作发生许多意见分歧。救国会的宗旨是复土还乡，驱逐日寇，日常开展救亡活动，南辕北辙。国民党人梅佛光、吴焕章等人，虽然不参加救国会的日常工作，却每每指责救国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对于这些人，阎宝航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我行我素。而救国会其他人常常按捺不住，经常和他们公开地争论和斗争。有鉴于此，救国会既然要转入秘密活动，就不能不考虑人员组成问题。对此，阎宝航回忆说：
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核心，经过多次磋商，决定抛开原来委员中的国民党分子，团结热心救国的坚定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定名为“复东会”。
随后，救国会常委在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二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复东会成立大会。常委们采用中国古代结盟的方式举行入会仪式。会场正中摆放关公岳飞像，并置苦水一杯，庄严肃穆。大家站在前面，自取苦水一杯，依次一饮而尽，并在王卓然引领下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
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2)
复东会第一次入会的会员31人。会员大会是复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设理事长一人，理事若干人，秘书长一人。这年12月9日，复东会在欧美同学会举行会员大会，选举王卓然为理事长，高崇民为秘书长，理事九人。由于会员对当选人选有意见，遂于1934年2月18日，王卓然辞去理事长职务，阎宝航当选为理事长。
复东会的成立，使阎宝航复土还乡的抗日信念如愿以偿。但是，复东会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工作？
根据常委的分工，阎宝航继续侧重负责政治宣传工作。鉴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已不复存在，对义勇军的政治工作搁置，但对日伪的秘密情报工作应继续进行。因此，由阎宝航重点负责对秘密人员的培训和派遣工作。同时，阎宝航挑选原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张希尧、张金辉等利用一切条件和时机，继续坚持救亡运动。一方面要做好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工作，另一方面要联络东北军将领，建立同东北军将领的密切联系。“事实上，东北军将领与救国会领导人，多系知交故旧；东北军在张学良被迫下野后，失掉了领导，许多将领如王以哲、黄显声等多同情支持复东会，因而复东会成为关内东北军与东北人的联系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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