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婉辞不就，蒋介石与宋美龄再次敦促阎就任。阎宝航回到寓所，吟思良久，仍不愿就职。便起草一份给张学良的电报，内称阎宝航不擅官场，新生活运动一职奈难接受委任。张学良立即复电：“万勿推辞，吾以电谢蒋公及其夫人。”
按说，蒋氏夫妇请他到国民政府去做官，这是一个极好的晋升的机会。阎宝航却一再推辞。事后，阎宝航曾到武汉和张学良交谈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张学良说：“我们东北人在南京居高位的不多，玉衡兄应趁机会为东北人做点事情。蒋的力量大，我们回东北还要靠蒋的援助。蒋夫人又出面邀请，为什么不干呢？要接受这个职务，广泛接触蒋方人物，以便更好地沟通双方的关系。”
就这样，阎宝航不得不接受了这个职务。
谈起去南昌就职这件事，阎宝航仍有遗憾之处。他说：
当我由南昌返回北京，向我一向亲密合作的爱国青年同志们告别，就任新生活运动总会书记时，他们一致表示反对。张希尧同志最为热情，由于深深惜别，甚至哭出来。我和他们郑重表示，今后仍然坚持不渝进行抗日工作，并决定由张希尧同志担任总的交通联络。我将利用和蒋匪帮共处的机会，作支援和掩护的工作。在北京（平）停留一个月后，于1934年7月间去南昌。
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2)
阎宝航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时，南昌存在由熊式辉、杨永泰组织的一个筹备会，同时邀请邓述堃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看来，蒋介石搞的这个新生活运动，不仅利用中国传统封建道德作为幌子，还把宗教界人士拉进来加强它的影响力。阎宝航刚刚上任那几天，宋美龄多方授意，告之筹备进行事宜：即先以南昌为试验点，然后推及全国。接着，宋美龄邀请美国传教士长孙威廉在她的寓所举行茶话会，同时邀集南昌各基督教会中西传道士领袖及附属各教会学校、区院等团体代表三十余人参加。会上，宋美龄首先讲话，大谈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背景、政治意义。她说，这个运动之推行，关系到“国家兴替存亡之命运”。这个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都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改造人们内心的恶念，成为自新再造的新人”，“中国新生活运动之目的，在目前国难当头，就是要通过一切宣传教育的方法，使全国民众内心改造，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新国民，适合于现代的新潮流，与基督教救人救世的目标相一致”。宋美龄把这个运动与基督教义结合起来，认为基督教会在这方面可做出贡献。希望基督教会对新生活运动予以协助，大力推广。
阎宝航就职后，他把发动当地基督教会为推行新生活运动开展广泛宣传活动作为筹备工作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筹备活动，阎宝航上任伊始，参加和组织了一些事。但实际说来，他对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这一套的内容、理论尚不清楚。为此，他在筹备阶段，一边做事，一边学习，以便深刻地了解它。从1934年2月至7月，从新生活运动开始到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这一时期，“是新生活运动创始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创立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制定各种章则、条例、公约、方案等，并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大造舆论。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的短短四个月内，蒋介石亲自召开多次会议，连续作了六次关于新生活运动演说，还发表了文章和手谕。
就其内容来说，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改造国民全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军事化为最后要求。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特别提倡“礼”。他在《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中说，“新生活的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而“礼义廉耻是以礼为首要”，“礼为四维六艺之首”。蒋介石和中国封建王朝崇尚“礼治”以维护统治是一致的。他还把“礼”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礼貌结合起来，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做了具体规定，如纽扣要扣好，不打赤膊、不随时地吐痰小便，走路靠右，胸部挺起，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集会入室，冠帽即脱，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等等。根据蒋介石解释的“礼义廉耻”的精神，按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标准，达到整齐化一的程度，即军事化。同时，新生活运动还提倡禁烟、禁赌、禁娼等。阎宝航认为，就社会改革来说，这其中不乏好事。但他也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民众不准反抗，服从领袖。他认为，政党一味高喊服从领袖是不行的，要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建立起一个巨大的文化思潮才能起作用。但在他看来，新生活运动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知道，有关阐发新生活运动的理论不少，但读出点味道的不多。他曾比较注重阅读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政治理论和指导者自居的贺衷寒对新生活运动的阐发和注疏。他标榜的理论并不像那些口号式的理论，而总是咬文嚼字，力求说出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贺衷寒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他读了几遍。可惜，他怎么也没有读出滋味来。所以，他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不仅针砭时弊，还竭力插进抗日的内容，这是阎宝航同蒋介石根本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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