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虽然与新运工作没有多大关系，但从中可知蒋介石对阎宝航如何的看法，胡虑说道：
第二件是：西安事变的时候，恰恰阎宝航从西安回京不到半月光景，有些人从张阎的原关系上推断：他至少知道或参与了事变的预谋。更凑巧的是，事变的第二日，阎又因事到上海去了，怀疑他的人，越发振振有词，简直把他看作重大嫌疑犯，并且由宪警机关逮捕阎的一位家人，形势闹得很严重。阎在上海听到了这消息，觉得问心无愧，又从上海赶回南京，事实虽然证明他的确不知此事的内幕，但当时却百口难辩，他只好在宪警“保护”之下躲在家里，一步不离，直到蒋主席的脱险归来。自此之后，蒋主席中的某一部分人，始终以怀疑的眼光看阎氏，这就使阎在蒋主席面前的关系更加隔膜起来了！
实际上，新生活运动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在新生活运动着力宣传、推广了几年后，宋庆龄则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她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书写道：新生活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
事实上，阎宝航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也不知道在新生活运动中怎样才能干出名堂来。他想得更多的还是东北救亡事业，还是打回老家去。关于这一点，胡虑在谈到阎宝航与蒋介石的关系时说道：
这里，最重大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阎和沈钧儒、邹韬奋、杜重远、李公朴诸氏的关系太密切，仿佛他还是当时上海救国会重要的一员，这在政府方面的人看来，阎宝航简直是“叛逆”。而阎氏自己则因为多年身受“家破国亡”的痛苦，一切努力的中心目标是“抗日救国”，“打回老家去”，对于本身的利害关系，自然也就顾不到那么多了！
当初，蒋介石和宋美龄拉拢阎宝航出任新运总会书记时就曾许诺，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表示要对阎当时所做的抗日工作以援助。阎宝航到南昌来做官，而他的心还在救亡图存上。在任新运总会书记期间，阎宝航通过张希尧仍与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保持联系，并做了大量的支援工作，他经常“在适当时机尽力鼓励抗日同志的志气和热情”。他刚刚到南昌就任时，专门把以前和他共同工作的爱国进步青年带到新运总会来（这两位同志都是中共党员），以便开展救亡工作。
新运总会书记这个职务，属于国民党上层。再加上他既是张副司令的挚友，又是蒋总司令及其夫人的红人，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阎宝航在南京的家大禹村一号，是一个大院套，设有两道大门，房屋宽敞。宋美龄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更使人感到门庭显赫。这一时期，阎宝航广泛地开展社交活动，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家里，阎宝航把夫人动员起来，按照基督教徒办法，读《圣经》，做祷告。在一些人看来，阎宝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而他在社交活动中，显得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完全一副绅士的风度。为了社交的需要，夫人高素桐经常出面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使这位农家出身的妇女，长了不少的见识，对阎宝航帮助不小。现在，在阎宝航后代中仍流传有关高素当年出入于国民党上层社会的许多故事，其中有一件有趣的小插曲。阎明诗回忆说：
父亲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参加一些上层的社交活动。一次母亲也一同前往。母亲的庄重大方，温文尔雅和热忱，帮助父亲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一次，各界人士谒拜中山陵，上台阶时，母亲的一只高跟鞋跟突然断裂下来，她镇静地弯身把鞋跟拾起来，照常走路应付场面，竟然没有被发现。事后，父母常引为趣事笑谈。
身为国民党大员的阎宝航，从不忘抗日救亡，常常利用工作之便对青年进行救亡教育。1935年秋，因《晨报》② 停刊，总编辑陈彬歙安排翟梅林到上海找到阎宝航。阎宝航便把翟安排到新运总会主办的招商轮船茶房新生活训练班工作。据翟梅林回忆，该训练班由宋醒池任主任。根据训练班进行军事训练?要，阎宝航请宋崇九等合编了一本《国民军事常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训练班学员都是原公司船上在业茶房，抽调出来集中训练，一期两个月，共办三四期。每天有两小时军训，余下四个小时上课，有“新生活须知”、卫生、语文、算术、常识等课。阎宝航曾请章乃器、李公朴两先生到训练班讲演。他们都深入浅出地把日寇侵略中国东北，中国人要自强，保卫国土的道理说得通俗易懂，入情入理。阎宝航也在训练班上授课，在讲解“礼、义、廉、耻”时，把原释文中“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则知礼义”的话反问同学，讲演深入浅出，深深引起同学们思考。训练结束前，阎宝航对训练班同仁都一一作了安排，还提请轮船公司多发了两个月工资。阎宝航虽为蒋政权做新运工作，但时时处处不忘抗日救亡，不忘劳动人民。不忘流落异地的东北青年。对人对事，巨细无遗，奖掖后进，拯救斯贫，识与不识，各得其所。阎宝航给每个学员都留下难忘印象。
1937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按党的指示，组成东北抗联代表团，秘密到达上海，要求会见蒋介石，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努力。蒋介石推脱不见。为扩大东北抗联的影响，李延禄决定举行报告会进行宣传。但当时党的活动处在秘密状态，要举行报告会，除了化名掩护之外，还要找到恰当的场地和请来听报告演讲的各方人士。这一切，对刚刚到达上海，又要保守身份秘密的李延禄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上海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阎宝航，请其协助。阎宝航不但请到上海各方人士来听李延禄演讲报告，帮助他借用了会场，还亲自出面作会议主席。当李延禄在报告中提到东北抗战的形势时，CC派分子梅佛光在场，便加以阻挠。阎宝航则以主席身份加以驳斥，使报告会顺利进行，开得很成功。事后，曾有特务前来追究，阎宝航则一一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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