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2)
2月3日上午，黄显声夫人找到刘多荃、万国宾说，黄显声“昨夜被人找走，一去不返”。二人很惊慌，立即找到阎宝航和王化一，请其设法营救。大家经过分析，认为这是秘密逮捕，定是军统特务所为。阎宝航立即和大家去找戴笠要人，戴不承认，说他根本不知道黄被捕的消息，可能有别的意外。万国宾便说，他在一个文件上看到写有蒋先生亲批“拘审”二字，确信政府已将他逮捕，不会有其他意外发生。戴当时听了表现得很不自然，答应问询明白再为设法。第二天，阎宝航又约刘、万二人一同去找宋子文，请其向蒋、戴说情。3月8日，阎宝航、王化一分别找到戴笠，提出保释黄显声。戴笠知隐瞒不住，便推卸说：“宋部长和我说了，但是此案是康兆民{2} 签呈的，又是委员长亲批，案情严重，暂时不能保释，稍缓再为设法。”并告说，黄显声已转押武昌行营，归第二科办理。阎宝航遂与王化一当即在武昌要求面见黄显声，终未获准。接着，阎宝航又与王化一发动东北知名人士刘哲、莫德惠等联名向蒋介石提出保释黄显声。
本来是秘密逮捕，却搞得外面全知道了，气得蒋大骂戴笠。戴笠一气之下，将密告黄显声的特务张碧天以泄露机密的罪名关起来，此人因此精神失常，后死于狱中。阎宝航等的营救行动，暴露了蒋介石丑行，为各方面的营救提供了依据。蒋介石一时陷于被动局面。后密令将黄显声押解湖南益阳，又转移贵州息烽。1946年军统撤销后，黄被解往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内的渣滓洞。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下密令将囚禁于重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全部杀害，其中包括黄显声{3}。这是阎宝航一生中深感懊悔的另一件事。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努力取得了一些战斗和战役的胜利。但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终于招致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同时，蒋介石借日本侵略者的手，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实现，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强大了，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集团的恐惧和仇视。随着日本侵华策略的改变，蒋介石开始由抗日转移到投降反共方面来了。作为生活在国民党营垒里的秘密共产党员阎宝航，对此深切地感到，蒋介石的抗日出于被迫，所以在上海南京失陷，蒋政府迁往武汉时，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亦在进行中。
孔祥熙曾在武汉中央银行邀集抗日爱国人士，公开宣称“没钱打仗”，提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荒谬观点，被阎宝航称其为“三战论”加以讽刺。当时，蒋政权抗战势头锐减，中国共产党反对妥协投降运动也及时展开。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联合当时在武汉的各界爱国人士奔走宣传，坚决反对蒋政权妥协投降活动，阎宝航则以东北救亡总会代表身份，参加公开活动。当时蒋政权对抗日爱国人士加以种种威胁迫害，“但我在党的领导和爱国同志的互相鼓励下，坚决奋斗。我曾与范长江同志于一月夜在江岸散步，谈及斗争之紧张严重时，彼此会心一笑地说：‘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最后归宿地。’”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机构，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政治部的领导权由蒋介石嫡系人物陈诚把持（部长），以便控制军队和民众运动。同时邀请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这样，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聚集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对敌、对国外宣传，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阎宝航时任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参与第二厅、第三厅工作。这时，阎宝航已正式辞去了新运总会副总干事职务，他利用设计委员这一职务，不失时机地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一次，阎宝航以设计委员名义参与第二厅工作会议，厅长康泽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民众组织训练办法为题，讨论拟定抗战动员民众条例。期间，戴笠在家设便餐招待东北人士，阎宝航被邀居首席。席间谈及康泽拟订动员民众抗战条例一事，阎宝航对他们说，“我曾对康泽办法提出批评，原中央宣传部所拟订的组织训练民众的办法，完全是限制民众，何从谈起动员。若真动员民众起来抗战，就不能限制民众。”戴笠即满面红涨地说：“你这是给共产党张目。老实说，我们是病汉，共产党是壮汉，我们不但不和他们赛跑，还要限制他们跑。若照你的主张去动员民众，那就给共产党创造机会。”阎宝航不甘示弱地说：“问题是我们不抗战，那就无话可说。如果要抗战，就要动员民众，而不可限制民众。”这样双方针锋相对，举座惊愕，不欢而散。戴笠留住阎宝航说道：“玉衡兄，你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论有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谈谈，使你好好了解我们的政策。”此后，戴笠不但未再邀他去谈，却派特务跟踪他，康津也不再找他参与其事。
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3)
对这件事，阎宝航曾作过反省，组织上也曾指示他，在国民党的营垒里，为了某种特殊任务，也可以讲些对国民党的奉承话，甚至说点对共产党的批评话。他认为，岂能这样。为复土还乡，无论是在东北时还是在救国会工作时，如果对国民党采取阿谀奉承的态度，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他说，“我一贯站稳爱国的正大立场，我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东北的社会地位，全国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对我的同情和支持，加上过去几年中在蒋政权中取得的声望，以及和国民党上层的种种关系有利条件，断言特务不敢轻易动我。也正因为我有上述的条件，才能担负并完成组织上在这以后交给我的特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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