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皖“围剿”红四方面军（1）
入皖“围剿”红四方面军
1932年5月5日，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一二八抗战战火停熄。
上海战事一结束，胡宗南部第一师就被蒋介石从苏南抗战前线撤下，与其他许多部队一道，迅速调往鄂豫皖地区，参加蒋介石策划已久的对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共鄂豫皖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
自从1927年7月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就在全国许多地方发动武装暴动，建立红军，建立苏区根据地与苏维埃政权，武装反抗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地区与影响较大的有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中央苏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大别山的鄂豫皖苏区，湖南、湖北西部的湘鄂西苏区等。其中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地处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正当中国心脏腹地，北可横扫中原，南可截断长江，西面威逼平汉铁路与武汉三镇，东面可直下津浦线威胁南京。蒋介石视之为心腹大患，近几年间连续发兵三次对之“围剿”，均告失败。红四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主力有两个军六个师，总兵力达四万五千余人，此外还有大批地方武装，控制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级政权。这时，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山西五台人徐向前（1901-1990），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是胡宗南的另一个黄埔一期同学、湖南湘乡人陈赓（1903-1961）。因此，1932年5月上海对日停战后，蒋介石就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调动三十余万兵力对红四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
1932年5月中旬，胡宗南率第一师三个旅的官兵乘长江轮船抵达安庆。这座长江北岸的城市当时是安徽省的省会。胡师在这里驻扎约一个月，进行战前准备。胡宗南知道，将部队从抗日前线调转到内战前线，是违反一般官兵心愿的行动，因此，稳定部队情绪，控制官兵思想，是战前的最重要准备。为此，他在安庆召开了一次全师军士大会，并亲自宣讲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宣讲红军的“暴行”与“危害”，煽动部队的反共情绪。
1932年6月中，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师开往皖西，经桐城到舒城集结，接替陈调元部的防务，并向红军作试探性的进攻，占领六安、霍山，与红军形成对峙状态。
入皖“围剿”红四方面军（2）
胡宗南在向红军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根据他一贯的思想，十分重视对红军根据地人民进行经济安抚与思想笼络。他对亲信戴涛说：“以军队剿‘匪’，军队去则‘匪’又来。若组织民众使抗‘匪’，则可省军队之力，使民众安居，知有生之乐，自不愿从‘匪’，‘匪’乃无所施其技，而‘匪’患潜消矣。此为根本要图，汝宜尽心为之。”《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45页。胡宗南派戴涛率领师部的十多名人员，专门负责在皖西“收复区”内对民众发放救济米、办民众诊所、办民众夜校、协助农民恢复生产、修筑道路与村寨等工作。胡宗南想以这些方法赢得中共根据地的民心，从根本上消灭红军。这显示出胡宗南这位职业军人的“政治眼光”，较之一些只知打仗与镇压的国民政府将领，要高明得多。自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反共清党以来，胡宗南就一直忧虑中国的农民问题，认为农民问题不解决好，就势必要给共产党造成可乘之机。为此，他认真地思考着并试图实施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些方法。但他思考与实施的一些办法都在现实中最终失败。历史证明，不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土地问题，则对农民问题的其他一切解决办法都将无济于事。而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没有重视也无法解决中国广大农村极其严重的土地问题。
这年夏天，胡宗南因事到汉口，在中央饭店住了几日。他每天认真阅读各种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思索着国内政情与“剿共”军事，更感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与迫切。他在这里结识了雷啸岑。此人即将到湖北某专区任行政督察专员。雷啸岑告诉胡宗南说，他到任后将注意打击土豪劣绅，对农村土地重新分配，实行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主张。胡宗南听了很表同意，劝雷啸岑努力为之，不要怕得罪巨室，排除干扰，说：“你干你的，管那些土劣和官僚则甚呢。我连年在共区工作，目睹民众疾苦甚深，非彻底革新地方庶政不可。”雷啸岑：《“马五先生”笔下的胡宗南》，刊(香港)《大成杂志》1973年12月1日创刊号。胡宗南看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政局的问题症结所在，但他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1932年6月12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第四次“围剿”红军各根据地的整个战略步骤：先集中主要力量“围剿”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红军，然后再全力进攻闽赣中央苏区的红军，重点进攻、分区“围剿”，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为着先行对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红军“围剿”，蒋介石在武汉设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下辖左、中、右三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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