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的刑期即将结束。无论斯大林有多窒息，再策划逃亡已然多此一举。他无聊至极，于是去观看了当地剧团的演出，并因此被罚款。这一时期，玛利亚·库扎科娃抚慰了他的身心。就在他离开之前，她怀上了他的孩子。据她家人说，她告诉斯大林自己已经怀孕了。他说他不能娶她，但承诺会送钱过来——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5月25日，“大河雄鸡”发现斯大林和其他革命党人秘密集会，于是在当地监狱关了他3天监禁。不过，索索终于完成了他的刑期。6月26日，他被释放了，他甚至没有向怀上他孩子的女房东告别便离开了。“她回到家，发现她的房客以及他的行李都不见了，桌上的餐巾下盖着一笔租金。”这便是当地人不想和流放者发生关联的原因：他们会突然之间消失不见。[3]
1911年7月6日，索索乘坐蒸汽船转道科特拉斯，最终抵达沃洛格达。他被命令在那里停留两个月。他在沃洛格达换了很多地址，但奥克瑞纳的间谍寸步不离，一直监视着他。现在，警察间谍给了他一个新代号——“高加索人”。
他的浪漫史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就在奥克瑞纳间谍的眼皮子底下，“高加索人”喜欢上了一个女学生——她本来是他一位同志的情人。在此之后，他竟然不但抢走了那位同志的情人，还借走了他的护照。
* * *
[1] 这片斯大林曾经的流放地也因此而改变了命运。1940年，他下令在切列波维泽建造一个巨大的钢厂，这只是因为他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流放期间便一直惦记着这事。可是，切列波维泽极不适宜建造钢厂：最近的铁矿距那里有1600公里之遥。可是，他的幕僚不敢对他说真话。“二战”让钢厂的建造延期，1949年之后，钢厂开始正式投入建造。这座极不便利的钢厂至今仍被称为“斯大林的大烟囱”。
[2] 20世纪20年代早期，伊万尼亚尼在莫斯科大街上遇到了斯大林，而他貌似也的确请求斯大林帮助他。1926年6月7日，已成为苏联主要领导者的斯大林收到了伊万尼亚尼——当时，他是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会的一位职员——的信。“就您咨询的事项，有以下几点须知……”斯大林以其标志性的分点论述方式回信道。而第六点便是：“在我到国外之后，我从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中了解到，他们的确给我汇了70卢布……（而）这笔钱并没有在途中丢失，且被沃洛格达的某个人接收了。”伊万尼亚尼被开除了党籍，而后又在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调解下恢复了党员身份。当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他在高加索地区的代言人和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对伊万尼亚尼展开了追捕。后者绝望地给斯大林写信求情：“我真的没有偷那70卢布……请帮助我证明清白。”反讽的是，他被流放到了沃洛格达，然后转移到第比利斯执行了死刑。
[3] 斯大林与库扎科娃的儿子康斯坦丁在他离开之后出生。库扎科娃的回忆录写于斯大林掌权时期，因此并没有描述两人之间的关系，然而，从各方面的事实来看，康斯坦丁的确是斯大林的儿子。康斯坦丁登记在册的出生日期与事实并不相符，正如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和斯大林本人的出生日期，这些记录经常被变更，不是提前了就是推后了。在那个年代，登记出生年月是件相当随意的事，特别是在离圣彼得堡千里之遥的小乡村里。索索并没有承认这个孩子，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后，这个男孩被带到了莫斯科，并在中央委员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且被保护了起来。他的一生极为有趣。考虑到库扎科娃坚称康斯坦丁是斯大林的儿子、斯大林暗中关照着他的职业发展，以及斯大林的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对本次恋情的承认，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斯大林认可康斯坦丁就是他的儿子。
27 中央委员会和“万人迷”女学生
“我已做好准备，只待您一声令下。”斯大林一到沃洛格达便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但他还是在信中申请去革命的风暴眼工作：“我想重新开始工作，但我只想去圣彼得堡或莫斯科。我已经重获自由了！”
斯大林总是会用极端的方式报复仇敌，也依然嘲笑列宁这些流亡者之间的争执。“科巴写信说他没兴趣谩骂清算派或前进派（由克拉辛和高尔基分别领导的两个派别，他们都反对列宁），因为他看不起那些只会谩骂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写信给巴黎的同志时如此说道。而列宁很有可能就是从此人这里听说了斯大林的“不成熟”。然而，5月底，巴黎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成立俄国组委会。他们委任塞尔戈为委员，斯大林为特别行动代表。奥克瑞纳很快就了解到，斯大林被提拔了。
塞尔戈回到俄国，通知业已千疮百孔的布尔什维克党新的任命。奥克瑞纳紧紧盯住了“高加索人”，但这位躲避盯梢的大师依然逃走了。8月初，他离开沃洛格达，乘坐飞机来到圣彼得堡和塞尔戈会面。“塞尔戈把列宁的指示告诉了他……列宁要求他前往国外讨论党的有关事宜。”斯大林在圣彼得堡又逃过了一劫，等到他回到沃洛格达时，那些间谍根本没发现他曾经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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